尽管我国朝向工业改革4.0迈步,但未来的人力资源方向仍有待探讨,调整最低薪金及控制外劳对我国的工商发展,更有待观察。

一方面扬言检讨外劳政策,限制外劳进驻,一方面承诺将提升全国最低薪资等连串措施,显见人力资源部有意强制为国人保留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高薪水。

然而,希盟政府承诺将在5年内将现有最低薪资1200令吉提升至1500令吉,是否真的就能保障低收入的族群?

针对此课题,本期《东方热话》为此邀请两名专业人士分享自身看法,并探讨各行各业应抱著何种心态看待人力课题。

提起调增最低薪金制的课题,已令不少商贾担心此最低薪资将对中小型企业带来冲击,成本剧增,而部分基层员工则忧心雇主最终将透过轮班制、减少加班、裁员等“止血”方式,令政府的好意得不偿失。

作为人力资源部长古拉政治秘书的张志坚,也是企业管理专才及工程师。他解释,政府设立最低薪资制旨在为劳资双方缔造双赢局面,并保障低收入阶层,尤其是B40群体的收入,以提升他们生活素质的底线。

他强调,最低薪资是政府保障基层群体的底线,否则任由劳资双方决定薪水额度,基层人士的薪水难以跟上市场步伐。

“虽说最低薪资制将令资方成本上升,但目前不少雇主都反映愿意以提薪换取绩效,惟前提是员工须提高效率、改善态度及确保生产货品素质。”

同样地,拥有北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的陈大富也认为,最低薪金制将为本地员工捎来福音,但如何透明化雇主的发薪制度,才是重点并有待新政府探讨。

忧变相损害员工

陈大富也是前任财政部长特别事务官。他表示,我国外劳主要集中在务农、渔业等技术性行业,加上外劳薪水的底线已远超1500令吉,相信外劳不会强烈受到最低薪资的影响。

他也担心,一旦最低薪资调至1500令吉,尽管业者表面上达到最低薪资需求,但实际发薪时,或会透过以现金付薪、剥削社险、公积金等福利或津贴,变相损害基层员工,令政府原意变味。

“因此,政府有必要探讨如何确保调涨最低薪金制的同时,劳工不被剥削,而我也建议可透过让雇主使用网上转账薪水,至少可让劳工追溯交易记录,保证他们的权益。”

中小企业能负荷加薪潮冲击

询及最低薪资提升将造成中低阶层收入差距缩短,继而引发一股加薪潮,为中小型企业带来更大冲击时,张志坚对此并不否认。

他认为,提升最低薪金制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免也会造成中收入阶层酝酿加薪潮,不过最终仍得胥视雇主与雇员供需市场的情况而定,一旦人力成本超乎利润,则难以让雇员加薪。

“同时,希盟宣言是指会在5年内调涨最低薪资至1500令吉,因此不应该成为资方无法负荷的理由。”

他也强调,本地员工的改变态度及提高效率,以及需自我增值是未来的趋势,唯有能力及技术提升,才能要求或取得等值的薪水。

“这也是为何人力资源部注重技职教育及培训计划(TVET),冀从教育和培训著手,实行全面转型计划。雇员也要适应时代,毕竟拿著一成不变的一纸文凭不再是加薪的凭据。”

另一方面,陈大富也对中收入阶层的加薪潮表示肯定。但他认为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能负荷加薪潮带来的冲击。

“尽管不少业者是中小企业的规模,但实际收入已远超中小企业,甚至达到大型企业的营业额。再加上,我国过去2年贸易额已增长逾100%,因此中小型企业绝对有能力负荷加薪的冲击。”

无论如何,他建议最低薪金制理应一次性调整到位,让业者尽快一次性适应市场,而非采取5年内逐年调升的形式,让商家温水煮青蛙,将人力成本转嫁予消费者。

外劳是暂缓之计 应致力工业改革

张志坚强调,雇主应从根本上理解外劳政策,即外劳是暂时性解决特定行业人力短缺的方法,而非长期依赖的必须方案,但我国似乎却形成无外劳不行的现象。

“没有任何政府会偏向外劳,加上目前我国外劳泛滥,甚至已到了外劳开店做生意,蚕食本地人就业机会,显然有必要检讨外劳政策。”

他也指,好些雇主走险聘请非法外劳,一旦被取缔自然不能怪罪内政部,毕竟本身已犯法。“需知,我国不能长期依赖外劳,沦为人力密集的第三世界国家,否则国家永远不会进步。”

张志坚认为,我国整体方向将会向工业革命4.0迈进,即在工业领域内转型自动或半自动化,以减少对人力依赖,这也是政府限制外劳的原因之一。

然而,陈大富对此却表示质疑。他说,无可否认迈向工业改革4.0视为我国方向,但我国目前及未来的趋势,仍会是以人力密集的服务业为主流,而本地员工在选择工作的态度,才是人力课题的关键。

他指出,我国并非以制造业发展为主,反之旅游及服务业相对占据了更多人力,而这些人力也难以被机械化取代,因此工业改革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力问题。

“政策上,我们鼓励更多本地人从商,因此仓促地限制外劳人口并不是解决方案,一旦在短期内减少大量外劳,本地各行各业皆难以请到本地人填补庞大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