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蔡明亮第一次看到举牌人。那年代举牌人贩卖的是某种旅游产品。在车来人往的街头,举牌人的脸仿彿蒸发成看不见的气体,他所举的牌子取代了他的脸,他的身体。蔡明亮心头一震,悲凉掩覆,他想,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发展到穷人有一种工作叫做“罚站”?

罚站一样地抛弃尊严、贩卖时间,一小时几十块台币,一天8小时。他记得,他有一连串的问号。十几年后,在他的第11部电影《郊游》里,李康生变成了举牌贩卖豪宅的举牌人,失去婚姻、失去工作,有两个“寄居”在大卖场的孩子。电影里有一幕,仅仅一幕,他用挤出全身悲愤的力气引吭高唱《满江红》。不需要知道故事,那一幕,有一种天摇地动的力量,心脏猛烈敲击胸口,有一些疼痛。

当然,《郊游》不能简单归纳成“一个失业男人的故事”,它其实同时复杂到可以写成一篇小论文探讨,蔡明亮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电影能在美术馆上映。“故事”或说剧本,从来不是蔡明亮电影的核心,“娱乐”更加不是。所有大众习以认定的电影,漂亮的主角、动人的音乐和完整的故事,蔡明亮的电影都极其稀薄、模糊,甚至降低到零。

剧本非核心 情绪穿透浓得化不开

蔡明亮的第一部电影,得到东京影展铜奖的《青少年哪吒》(1993),还是有故事的、带著实验意味的新写实电影,述说台北边缘青少年的孤独和感伤。隔年的《爱情万岁》,他只用了3个演员,不到100句的对白,以贴近角色的长镜头捕捉细节并舍弃嘈杂的配乐。

说不上有什么故事的故事,唯巨大的孤独在缓慢的时间中回荡、缠绕,最后让观众带著迷惑走出戏院,“蔡明亮风格”就此建立。

《爱情万岁》夺下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后,《河流》、《洞》、《你那边几点》等电影分别在不同的国际大影展屡屡获奖。国际声望和高度确立,以致他不需要找拍片资金,资金总会自己找上门。然而,蔡明亮的电影不是商品。他不在乎票房,可每一部电影上档前,他都会带著演员到校园、街头和夜市卖票,以及全省走透透宣传。他确信,茫茫人海中一定有人渴求看到“不同的东西”,被开发、被丰富,从而体会到时间的重量。他在呼唤那样的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观众,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某个菁英,所以“能多拉一个人进戏院就多拉一个”。

有人说,如果你能忍受一部电影开演后20分钟演员没有说一句话、能忍受电影结束时看著女主角对著镜头哭6分钟、忍受一个戏院里1000张椅子画面…没有事件发生,没有剧情推展,镜头停住,快转几分钟仍然同一个画面,能忍受这些的人就可以欣赏蔡明亮的电影了。

2009年,蔡明亮应法国罗浮宫之邀拍摄并典藏的电影《脸》,带给观众更严重的挫折,还有人看到摔椅子。罗浮宫从全世界200位导演中挑选了蔡明亮,就是被他对电影的概念及创作风格所吸引,蔡明亮也因此确立他未来的电影,将以成为美术馆的典藏品为方向拍摄。

换句话说,看蔡明亮电影需要做好文化和心理准备。他答应印刻出版社负责人初安民的邀书,出版《郊游》,借由文字稍微纾解大众疑问:“大家在想说,一个不卖座的导演,一个不红的演员,一直拍这种好像不太能理解电影到底在干嘛?”

黑暗中打不开的窗

无论拍不拍电影,蔡明亮都是一个敏锐而独特的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儿时成长的点滴足以看出他艺术家的天性。

开面摊的父亲严肃而沉默,但3岁以后蔡明亮就与外公外婆同住,两位老人会轮流带著他去看电影。每次因为课业不好被父亲带回家,蔡明亮就躲在蚊帐里幻想,幻想他和外公一起逃到深山,编织各种不同情节,有时自己还会被感动流下眼泪。高中时期蔡明亮开始写文章投稿,组织话剧社,写广播剧。

20岁,他带著热带雨林的体质与对戏剧的狂热去到台湾,进入文化大学戏剧系,接触王小棣带给他的“生活剧场”概念。大二那年,他看了楚浮的《四百击》。当少年安瑞因为偷了父亲的打字机和一群妓女被警车送往感化院,看著巴黎一直往后退去,安瑞抓著铁窗掉下眼泪,那一瞬蔡明亮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和他的环境相处,与城市对话。我们舍不得的是那座城市,是某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个人。

于是他也明白了所谓“电影的力量”,明白了除了赚钱和虚荣,为何拍电影是值得的。此后,一条以艺术为媒材以对映人生的路就在眼前展开,“人生,也许有99条路是热闹的,但只有那一条是我要走的,我不怕寂寞,我要做我自己”。

我看见了,希望你也看见

对蔡明亮来说,电影只有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影像的构图,另一个是时间;前者更是电影的一切,就是电影美学,除此之外,其余皆可抛。这样一层一层的思考,蔡明亮的电影焦距,便锁定在以准确的场景和严谨的构图呈现“我所看见”。生活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片段,吃饭、睡觉、发呆…一个动作或某种行为的完成,他看见了。人生是一段拼拼凑凑的故事,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碎片,也是一个慢慢了悟的过程,他看见了。焦虑、黑暗、残酷、荒凉,他看见了。

如果生活是焦虑的,他的电影就表现焦虑;如果真相是残酷的,他的电影就一样的残酷。“所以我做的事非常简单,就是我看见了、经历了,希望你也看见。但我不能让你知道什么,明白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知道、去明白”。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电影类比成阅读。一本书可以有多样的诠释。人们阅读,通常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企图从中得到某种东西,“看电影也一样,人们以为要得到娱乐,其实真正想到的是被启发,去思考”。

一个人如果明白时间是什么,会静静地欣赏天上的月亮。蔡明亮相信这样就能够欣赏他的电影。欣赏,而不是懂,就像欣赏一幅画。这样就能够接受李康生在舞台上走17分钟的路,就只是走路,其他什么都没有。

慢,是对快速时代最大的叛逆

倘若《郊游》真的是蔡明亮最后一部电影,那么8月初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搬演的舞台剧《玄奘》,可能就是观众最后的,最接近蔡明亮机会了。为什么是玄奘?这真的就有一段故事了。5年前,蔡明亮接受蔡诗萍《华视新闻杂志》专访,节目最后的例行公事,就是给来宾一张纸,写下一个愿望。“我没有愿望,胸无大志,”蔡明亮拒绝,但制作单位苦苦逼迫,不得已,他随手写了一个“我希望将来拍玄奘”。

蔡明亮一直喜欢玄奘,反复阅读玄奘传记,每一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震动和启发。对他来说,玄奘做的事情不可思议,却也是一种反叛;他反叛这个往人群移动的世界,踽踽走向沙漠,去印度取经,甚至渡化了一群要砍他人头的强盗为善男子。

2011年,两厅院找蔡明亮做独角戏,他选了3位长期合作的演员,李康生当然是一个。蔡明亮给了李康生一个题目,要他演他自己、蔡的父亲及玄奘,这就是《只有你》。当李康生用17分钟走过半个舞台,舞台上就只有他的形体,以及走路所带出的张力。蔡明亮当场感动到眼前模糊成一片:“我等了你20年,就是等这一刻。”他看到李康生走路,缓慢、自信、从容,少年哪吒已脱胎换骨,正在成为玄奘,走出一种玄奘的精神。慢,就是对快速时代最大的叛逆。

《只有你》启动了蔡明亮往后3年的“慢走长征”系列创作。李康生化身玄奘,披著袈裟西行走到布鲁塞尔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然后回到台北艺术节,明年还要前进韩国光州。他问李康生走路时在想什么,“念《心经》”李康生说。

《心经》蔡明亮很早以前就读了,现在他常读并抄写的是《金刚经》。面对病痛、死亡,要不就是搭飞机时,人们会读经来自我安慰,蔡明亮起初也是如此,“我和经,有一种因缘让我们靠近。”

渐渐的,他读经读到心生欢喜,终于了悟,不是为了心安而读。“因为根本不能求,因为一切都是虚幻,佛陀甚至告诉我们他什么都没说。”

这似乎就是蔡明亮电影了,什么都说,也什么都没说。没有问题,没有答案,是镜花是水月,无非心的观照,当蔡明亮这么想,他心里涌出一种幸福感。他的电影不卖钱,但二十多年来都有电影可拍,有一群频率相同的人相知相惜。他可以走进世界的核心,可以经营老派气氛的蔡明亮咖啡走廊,又生活于宛如废墟的城市边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他一步一步进入《金刚经》,走向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