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Ajar-Ajar Malaysia　一对一，相互学习

主张“一对一”教学的非营利组织Ajar-Ajar Malaysia，志工成员以大专生为主，让经济能力中下家庭的孩子能有机会上补习班，同时亦让大专生们有机会从中学习。

“Ajar-Ajar”在马来文的语法上是错误的，但‘ajar’的意思是教导，两个‘ajar’放在一起，表示大专生在教导小学生的同时，小学生也能教会大专生一些东西。”Ajar-Ajar Malaysia创办人黎炳强认为，教育是双向的，大专生可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一些为人处世及解决家庭问题的道理。

Ajar-Ajar Malaysia主要吸纳各大专学生参与成为志工教师，目前全国14间中心共有210名大专志工、230名学生。每年的教学时间将依照大专生的学期上课时间作安排，“好比双溪威（Sungai Way）这里的志工主要都是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学期假期比较长，（补习班）会休息比较久；双溪龙（Sungai Long）的志工则以拉曼学院生居多，该院学期假期较短，补习班也较少休息。”Ajar-Ajar双溪龙中心经理赵政暐解释，虽说Ajar-Ajar是补习班，但学生一般会将学校分派的功课带来，志工教师会先指导学生完成校内功课，剩馀的时间再上课。学生可自由选择要做参考书上的练习，或志工们参考各参考书后拟下的复印本课外作业。

教导对象为小学生

Ajar-Ajar Malaysia目前主要的教导对象是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录取条件为家庭收入3000令吉以下或单亲。赵政暐透露，虽然组织也有招收中学生，但只是少数的特殊个案，基于人手不足，焦点仍放在小学生身上。他指出，Ajar-Ajar Malaysia主要专注于三语教学，会根据学生的程度进行教学，而非根据学生现处的年级。“有些学生可能已经四年级了，但马来文或英文的程度仍在二三年级，我们就会从二三年级教起；而有些学生可能在某一些语言的掌握比较弱，我们就会专攻那个语言。”

每星期上课之前，赵政暐需要到马来亚大学载送大专生到上课地点双溪威，先安排大专生们上课，半小时后才正式让他们教导学生。“给大学生上的课，我们称为‘小故事，大道理’。每次上课的内容都不同，有时是情绪管理，有时是家庭关系，看情况而定。”赵政暐说道。黎炳强表示，中心以准备（Prepare）、行动（Action）及反思（Reflection）三大程序作为行事标准，每次与孩子们上课前，都会让大专生们先上课，让他们列出当日的目标。

课堂结束后，也会进行小组反思，让大专生道出自己今日的不足，或分享达成目标的成就，相互学习及鼓励。

鼓励家长陪同上课

“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在这里（Ajar-Ajar）表现得对学习很有兴趣，但回到家之后就打回原形，每周如此重复，慢慢磨灭了学习热忱。”黎炳强认为，家庭环境对学生有著莫大的影响。学生在中心里表现出爱学习的态度是基于整个环境氛围，倘若回到家之后，父母只忙著看电视剧，没时间陪伴孩子做功课，久而久之，孩子便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变得爱学习。于是，他在Ajar-Ajar开始运行的一年后，便开始与家长建立关系，尝试每月办一次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讲座，让家长在带孩子来上课的同时，自己也上课。

刚开始时，许多家长表示自己很忙、没时间。相识日久后，他们渐渐愿意来上课了。“或许是混熟了，也或许是他们看到孩子们有进步，所以愿意做这个尝试。”黎炳强强调，中心每周只能上一次课，因此主要的环境塑造与培养还是取决于家庭，需要家长们的配合。

Ajar-Ajar双溪威协调员方玉玲透露，在中心与家长建立关系之后，有家长带著家中幼儿一起过来学习，“两个年级较大的孩子到课堂里去跟著志工教师上课，而她（家长）就带著最小的孩子进行一般学习，偶尔遇上不懂的词语也会向我们请教。”她笑说，不仅孩子能学习，妈妈也能从中学习。由于马来亚大学的学期假期较长，因此双溪威中心会在大专生放假时邀请家长担任短期志工教师。现在，该名母亲也成了家长志工团的一员。

因为教学　治愈口吃

“我自己也在这里改变了很多。”来自数学与经济系的赵政暐，原先是槟城理大的Ajar-Ajar志工，因认同Ajar-Ajar的理念而选择成为全职志工，被黎炳强调到双溪威开创新中心。小时候的赵政暐有口吃症状，家中长辈灌输他“长大就会好”的观念，但一直到大学时期，口吃症状仍然没有改善，“我成绩还不错，但每每要呈堂，我就需要死背下来。只要一开放问答环节，我一题都无法回答。”看著身边成绩不错又能言善辩的同学，赵政暐倍感自卑，因此下定决心要突破自己，破除口吃的症状。询及当年面试赵政暐当志工教师会否担忧时，黎炳强沉默了一下，然后回答：“既然他已经有想要突破的心，何不让他尝试？”

赵政暐笑言，当年的自己沉默寡言，却不想遇到一个同样沉默寡言的学生。“当时我也没其他办法，只能尽力找话题跟他聊。”当年每次课后的小组反思活动，同样让赵政暐困扰，“虽然说是小组，但还是很多人，我会害怕，不敢开口。”他坦言，自己在Ajar-Ajar学习突破自己，除了治好口吃症状，也让他对人生有新的领悟。

赵政暐从与该名沉默寡言的学生的谈话中知晓，这名学生的志愿是当一名摩哆修理技工，“这让我很诧异，因为很多学生的志愿是教师、医生等，我第一次听到相当摩哆修理技工。细问之下，才知道因为他父亲是当摩哆修理技工，所以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也只能当摩哆修理技工。”当时，赵政暐才深深了解，家庭教育与背景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甚至对自己的未来设限，因此他选择继续留在Ajar-Ajar，希望能让更多学生受惠，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愿景：每所大学附近都有义教据点

2009年，黎炳强仍在马来西亚大学原理研究会（CARP）担任全职志工。当时他带大专生到韩国鲜文大学进行交流，看到当地有义务教学组织，认为这套方式适合大马，因此萌生开办Ajar-Ajar的念头。他表示，其实当时一回国便创办了Ajar-Ajar Malaysia，只不过在CARP旗下，直到3年前才迁出，注册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年Ajar-Ajar Malaysia开创时，也有家长怀疑它是诈骗集团，“人家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东西。”但因组织当时在CARP的羽翼下，且所有活动都在该组织的中心进行，因此家长们才抱著半信半疑的态度将孩子送来。

早年，黎炳强曾在某家大学办活动时被大学警卫误认为骗子，为此报警。“当天的活动很迟才结束，可能警卫看到我向学生们收钱作为第二天出席讲座的报名费。而我当时只是由朋友带进去办活动，并没有任何能证明的信函，因此把我当成骗子。”所幸在警局时，某个警长翻阅了他出示的Ajar-Ajar期刊后，致电向大学解释，他才被释放。“当时我负责安排讲座的交通，如若我没有被放出去，学生们便不知道可以到哪里搭巴士去，也就成了真正的‘诈骗案’了。”

经营多年，Ajar-Ajar Malaysia目前的规模与行事方式是改革所得的成果，“我们尝试过太多种教育方式，一个志工负责几个学生、像一般补习班一样有十来个学生等，各种方式我们都尝试过，但这个比较有效，也比较能兼顾到学生。”他指组织曾经严缺志工，只能以集体上课的方式进行补习，但近年来透过与大学团体的合作及社交媒体的宣传，志工人数渐渐增多了。

“我们的愿景是在每一家大学附近都有一间Ajar-Ajar的中心。”不过，黎炳强坦言，目前还需先做好14个中心，招募更多新志工，寻求更多的赞助，稳固了各个中心，才能考虑开办新据点。与各个非营利组织一样，Ajar-Ajar Malaysia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如若中心地点是租的，月租一般需约5000令吉（还未计算各种杂费及教材费）；而如双溪龙由村长赞助上课地点的中心，连同载送大专生的交通费、教材、全职志工的薪金等，每月也需8000令吉的开销。

“目前，我们在双溪龙的志工之家已住满志工了，正在物色另一间房子，但家具、家电方面仍在筹募当中，希望能有善心人士捐赠这方面的物资。”虽然有庞大的目标与愿景，但黎炳强并没有急功近利，反而先稳固现有的中心。他希望Ajar-Ajar Malaysia未来能成为大马重要的义务教学机构，让更多清贫子弟也能拥有好的学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