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政党各有所需　大马种族问题难解

509变天后发生了一连串涉及种族关系的课题，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引起马来社会反弹、爪夷文风波、优先购买穆斯林产品言论、蒲种一所国中发生拆除农历新年装饰、不鼓励穆斯林学生参加泰米尔丰收节（Ponggal）等，再次深刻突显了大马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

影响大马族群关系的因素非常复杂，也分为不同层面，从独立至今一直受到政策框架、政党路线、个人思维所左右，随著2018年政权轮替，种族课题政治化趋向更为显著。

大马伊斯兰革新理事会（IKRAM）署理主席巴迪沙直言，自国家独立以来，大马一直存在基于种族和宗教论述的政党，每个政党都希望捍卫各自种族权益和地位，导致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等课题很容易走向政治化。

他认为，有些政治人物在2018年大选失去政权，为了卷土重来，觉得必须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有所“建树”，使自己在其所代表的族群具有存在意义。

马大教授阿旺阿兹曼同样认为，大马种族问题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在第14届大选，希盟赢得90%以上华人支持，然而华社认为希盟没有妥善解决统考和爪夷文课题。

“对于马来选民来说，希望政府聆听语言、宗教等代表马来人身份的核心问题，大马各个族群希望政府聆听属于族群的诉求，这些论述和感知都是按照种族模式演变。”

“随著种族关系出现松动，产生了与种族敏感性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被政客政治化。”

在抑制政治人物炒作种族言论方面，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吴益婷博士认为，通过合理划分选区，来解决政治人物单一族群的立场，以合理反映和代表大马多元族群。

她称，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参与政党就必须考虑赢得选举，而部长、国会议员、朝野候选都有自己的选区，自然就会发表或实施符合选区内最大族群的言论和举措。

“大马目前使用的选区划分是以种族性质来划分，比如行动党选区可能有80%是华人，巫统选区的选民结构也以马来人为主，候选人就会发表这80%人比较喜欢听的内容，产生了代表单一族群的政治人物。”

吴益婷认为，如果候选人竞选的是混合选区，需要面对不同族群，那么他们就会去斟酌言行举止，思考什么路线比较能为马来西亚人接受。

“大马需要更多混合选区，这可通过改革选区结构来调整，当然不是要故意制造混合选区，国阵时期是制造单一族群为主的选区，如今应该走向不以种族为考量，真正反映社区结构。”

族群关系不会因变天转变

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副教授陈穆红博士指出，族群关系的运作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层级显现。

看待族群关系可从三个领域去观察：个人、公共领域、官方机构（政策的实行）。这些层次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关系和种族问题是有一定的互动性，但未必完全一致，各个层面运作的时空性也不相同。

比如说，在大马时有发生涉及种族课题的大小风波（公共领域），但不意味著就会直接影响或改变个人层面在各个族群的日常生活互动。

陈穆红说，公共领域产生的种族问题争论是否影响到个人交往，一般上需要时间来观察，有时候丝毫不会影响个人之间的互动，有时则会逐步的改变更多人对其他族群的看法。

“种族课题发生时，我们常问新马来西亚是否真的到来，实际上，族群关系不会因为换了政府就彻底改变，比如你和其他种族的邻居关系，不会因为一个选举就改变，比如爪夷文课题，不一定就让你和非华裔朋友翻脸，很多时候，你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依然保持原样。”

她称，个人对于种族现象的观点和思维，也不会因为政权轮替就突然转变。“议题是新的，但大众理解时事与对问题反应所用的思维框架依旧。”

像在爪夷文课题上，华裔族群根据国阵时期的经验，依然害怕伊斯兰化的趋势，对教育部没有信心。

马大教授阿旺阿兹曼和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吴益婷博士均表示，大马种族问题并没有想象中严峻或剧烈对抗。

吴益婷称，大马人在应对族群关系上有个有趣现象和特点，尽管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表激烈的言论，但在个人交往和互动上彼此友善。

吴益婷指出，个人之间的友善互动虽是优点，也不可否认种族性质言论，会让另一族群感到伤害的事实。

阿旺阿兹曼说，各族间的日常互动场被政治所遮盖，对于普通大马人而言，族群间的互动很少出现问题，马来人能够在华人公司工作，而华人企业家也聘请马来人工作，属于彼此需要。

“在精英阶层，种族主义更不会出现，我们看可以看到，不同种族可以合作开设律师楼、咨询公司等，一起在高级酒店吃饭、参加婚礼宴会等活动。”

种族偏见形成有毒政治

随著网络的普及，大马近年来的种族课题迅速而广泛传播，人人也都可以在社交媒体表达看法，形成舆论激烈交锋的战场。

马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吴益婷称，大马人如果仔细回忆，涉及族群的课题一直都在发生，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只是今天更容易被传播进而引起轰动。

她解释说，随著社交媒体的普及化，个人在社交媒体或在Whatapps群组里的发言轻易引起舆论，今天一个人在面子书上发言，再被一万人传播和分享，很快就会变成大众议题，然后被主流媒体报道。

社交媒体的信息包罗万象，涉及到种族的课题却经常成为焦点。对此，吴益婷认为，种族课题牵涉到身份认同，很容易产生共同感受，可能以个人没有参与在事件中，但心理上觉得属于你的某个部分被压制或侵略了。

除了网络普及，言论自由相对前朝宽松，种族主义观点更容易曝露，也使得族群关系好像在希盟执政后开始恶化。

大马伊斯兰革新理事会署理主席巴迪沙称，希盟执政以来言论自由得到释放，越来越多人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分歧观点中的两个极端，都会表达他们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和感受。

他指出，上届政府是通过实施各种法令，来控制和减少种族、宗教课题的观点传播。

“言论自由的释放也突显了残酷事实，即我们仍然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很可能在过去60年的有毒环境中慢慢溃烂。”

他表示，讨论政治和国家事务是任何公民之间的自然话题，作为公民肯定关切政府是否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倾向于在讨论中，交织种族角度和偏见，然后变成了有毒政治。”

“关于如何使国家前进，如何使它变得更好的讨论非常少，甚至国民团结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调整政策框架　胥视希盟决心

我国以往的政策框架长期渐进地深远影响种族问题，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副教授陈穆红博士称，国阵执政60年来，利用种族宗教特权的论述来合理化政策实施。

陈穆红指出，大马种族问题与联邦宪法第153条有莫大关系，这一宪法条文准许联邦机构的职位、商业执照、奖学金与教育培训设施，保留“合理的”固打名额予土著和马来人，以保障马来人与土著的特别地位。

根据联盟党领袖们在独立谈判时的共识，基于当时马来族群的经济低弱状态，所谓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是要保障他们独立后不会被边缘化，而不是赋予马来人特权高于其他大马公民，比如说购买豪华住宅的土著折扣，并没有宪法依据。

“实际上，宪法第153条文并不是让政府为所欲为的借口，其实是有所限制。”

“马来人和非马来人都对宪法不甚了解或存有误解，认为第153条文赋予马来人特权，当在公共领域的争议涉及种族地位时，这个条文就会被提出，比如用来反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

“马来人觉得签署ICERD会让特权受到挑战和违反宪法，实际上第153条文原来的精神是附合ICERD。”

陈穆红称，国阵数十年时间引导和形成的种族性质政策，难以在一朝一夕改变，即便希盟政府作出改变，要主流化具有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框架，也需要一些时间，甚至10年、20年才能看到结果，而且能否逐步做出政策调整，也要视希盟政府的决心和疏导舆论的能力。

她认为，大马在巫统统治下形成的霸权框架，就目前来看，从数位高官人事任命以能力而非种族为优先考量，反映希盟政府有心要改变。

“不过，希盟的问题是遇到反对就会退缩，导致民众看不到清晰的变化，也难以完善自身的政策框架和族群论述，而且希盟盟党间的合作关系还没完全配合与协调。”

马大教授阿旺阿兹曼也认为，许多大马人没有深入了解历史，也缺乏对宪法了解，因此各个族群缺少一种和谐感。

“不想了解大马历史和宪法的态度存在，种族关系问题总会出现。”

他称，当政府不够强大稳定，质疑马来人特殊地位声音就会开始浮现，族群关系出现松动。

以需求为基础 取代种族论述

对于如何改善大马面临的种族问题，受访学者认为，各个族群之间需要就敏感课题进行对话，共同找到解决方案，政府则要创造出以需求为基础的政策框架，取代在野党提出种族论述。

大马伊斯兰革新理事会署理主席巴迪沙认为，大马各个族群关系保持一定距离，要消除障碍必须更具包容性，并利用多元化的力量，每个人应该认识到多元化是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

“我们需要就困难和敏感的话题进行对话，比如行动方略举办的爪夷文论坛，提供了进行对话的平台，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应该实践更多类这样的努力。”

他说，重要的是，各个族群间不仅仅是对话，而是一起找到方案，共同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避免从种族或宗教角度去对待。

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副教授陈穆红博士认为，在应对国阵过去以种族为主的政策和论述，希盟政府应该朝向需求为基础的政策和论述，相信各个族群都可接受。

她表示，大马是难以马上消除固打制，不过可以倡导向低收入群体（B40）倾斜，不断强调援助和福利是面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未来的政策才能更为公平和包容性。

她称，公正党曾形成了以需求为基础的论述，作为2008年选举宣言，当时的支持率也没有因此减少，如果现今有策略地渐进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巫伊的种族主义论述。

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吴益婷则认为，大马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有选举带来的竞争性，因而有创造缓和分歧的机会。

她表示，如果政治领袖可以通过选举机制更换，那么整体族群关系不至于走向极端，总会有包容和中庸的力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