鳏夫抚养3特殊儿　疫情压垮生计

鳏夫独自抚养三个特殊儿，却面临高血压缠身，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影响收入，生活本是艰辛，他最担心的是，倘若有一天自己不在人世了，孩子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来自古来哥打路赛佳花园（Taman Saga）的刘剑雄（56岁），自妻子去世后，独自扛起家计，照顾三个分别患有智能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却打乱了他的生计，收入曾一度减半，家庭经济捉襟见肘，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刘剑雄是一名厂工，每天傍晚7时到工厂值夜班，到了清晨6时才回家休息，每个月的收入为2500令吉，收入勉强能应付生活开销。

“我常以摩哆代步上班，十多年前曾因遇上车祸，不慎跌断右腿两次，现在不能快步行走，只能在工厂做些散工。”

新冠病毒疫情去年爆发，他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曾一度被减薪，薪水仅剩下原有的30%，以致经济陷困。

除了要缴付水电费，每个月还要缴付500令吉的房租、偿还妻子骨灰位的费用和亲友的赊账，加上儿子们的生活皆无法自理，他平均一天还得花上40至50令吉为孩子们外出打包食物或买菜煮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刘剑雄透露，2018年，妻子因高血压在家中跌倒，与世长辞，由于生活拮据，他只得向亲友借钱来筹办丧礼，如今每个月得偿还亲戚300令吉，还得缴付妻子的骨灰位费用。

“为了节省开销，我有时连猪肉也不敢买，到菜市捡剩菜回家，洗净后再煮食。”

所幸在行管令期间，善心人士捐赠白米和蔬菜，帮助刘剑雄暂时解决断粮危机。

刘剑雄育有三男两女，两名女儿已结婚组织家庭，长子（31岁）和幼子（19岁）分别患有智能障碍和全面性发育迟缓（GDD），次子（28岁）上中学后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儿子们虽然可以自行进食，但无法完全认知和自理生活，我本身还是得帮他们洗澡和准备膳食。”

住家房间内的三张床褥，便是三个儿子的睡床，刘剑雄则是以冰凉地板为席。

沉重的生活负担加上日积月累的压力，患有高血压的刘剑雄曾在家跌倒两次，必须定时服药来控制病情。

虽然晨昏颠倒的生活已不再适合他，他也打算寻找新工作。

“现在疫情还不稳定，经过一次的行管令就够让我害怕了。如果再来一次行管令，我真的不懂要怎么办？”

上班前锁上门　防儿子外出发生意外

“二儿子小时候的状况还算正常，到了12岁却开始发病，经送医检查后才发现原来他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定期复诊和服药来控制病情。”

刘剑雄透露，二儿子在面对有人问话时只会摇头，无法开口表达，病发时则会行为脱序，除了拿笔乱画衣物，甚至有一次在家放火烧神台，吓得他即刻前往灭火。

“他（二儿子）有时还会自己外出，以前曾经被陌生人载去公主城和古来26哩，甚至有一次在外感染了麻风病，所幸后来被治愈了。”

他说，二儿子数年前因突发脑部问题，曾被送入加护病房就医，花上3万令吉医药费，让他倍感压力。

由于长子有时还会翻垃圾桶，将垃圾放入口中。为了防止其他孩子误食二儿子的药物，刘剑雄得将药物放在车内，待二儿子需要服药时再拿出来。

“我每次上班前都得将铁花门上锁，以防儿子们随意出门而发生意外，在外工作的长女也会在夜晚时分回家，帮忙看顾弟弟们。”

担忧儿子未来生活

刘剑雄本身是一名孤儿，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由养祖母一手带大，年幼时因家庭经济困顿，无力供读，他被迫辍学出外打工，识字不多，养祖母去世后自力更生，曾到新加坡工作。

“后来亲生父母与我相认了，但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不是我不要（亲生）父母，你小时候生了我、丢弃我，难道你不会后悔吗？”

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刘剑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刘剑雄与亲戚的关系疏离，妻子过世后，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3个儿子的未来。

“3个儿子都无法自理生活，更别说送去福利部了。如果哪一天我因为高血压而离开人世，谁来照顾他们？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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