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勇：朝廷的标准，纳吉感受了

种植与原产业部长凯鲁丁携带家人“半官访”新管肺炎重灾区土耳其，返国没有隔离到处趴趴走的咄咄奇案，磨蹭n月，至今仍然没有结果。调查报告虽然二度提呈，目前尚待总检察署指示，定夺下一阶段的程序。

此事表过，举国哗然，不知凭借何在？没有想到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跟著宣告，比起社区，学校相对安全；除非病例浮现，否则不需关闭云云。

不论政府的当权领导最终将会如何处置凯鲁丁踩了黄线的不可思议，不论教育部怎么回应诺阿兹米所言；广大民众所困惑的，必然是行政的圭臬，以及执法的指引毕竟所在。

病毒既然不长眼睛，想要开铡，阻断蔓延，唯有雷厉风行，一以贯之地采用隔离之道，设法减少大量人群的密切接触。社交距离的旨意，也正在这里。认识这些，眼下我们怎么如此这般？

追溯窠臼，这个国家兜兜转转的沉痾宿疾，肇因恐怕恰是出自做事标准的不置可否。权宜以行，反反复复：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否则，谁能解释凯鲁丁行径的一言难尽？

民怨所思，前首相纳吉倒是感受到了。面子书上第一时间贴文，力促学校幸勿处罚心生罣碍，缺席课堂的学生；建议灵活处理学校的教学，通过网上或者手机传达编订的课程。

提及凯鲁丁，纳吉立马主张提控，移交法院审理，听凭法官判决，平息民间继续嘀咕。要是罪成，则当上诉，毋庸放任；乃至林吉祥n篇文告，大做文章，一再觑问。可见不在朝廷，出入草根，往往才能感受民怨的面面相觑，政权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