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西方宗教和世俗政治

西方社会有句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惟实际上约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天主教会的立场便是继承和代表“神圣权威”的教会还是比凯撒（君主）的“世俗权威”更崇高、绝对、正当。换言之，各地君主还是得奉教会和教宗为最高领导，不得质疑、忤逆、挑战之。

职是之故，理论上若教会不介入世俗事务，而君王也不干涉宗教事务，两种权威就大可相安无事。惟实际上当教会的建制化越来越成熟、高度、完备，开始介入和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难免就会触及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及利益。尤其教会在这些方面都要坚持其至高权威——包括一言堂之下，各种矛盾也渐渐衍生了。

当然，随著文明演进，当欧洲各地纷纷从较分散的封建制慢慢转向权力开始集中，国家意识和架构逐渐成形的君主制时，君主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越多元、越普及，利益网也越来越密，甚至连宗教领域也难免被扯进来。结果一些君主开始不那么听从罗马的指挥和安排了，毕竟那会影响到其眼下的利益。

传统上，教会对君主的控制方式是：教宗可以宣布把“不乖”的君主逐出教会，取消其作为“基督代理人”的神圣职权，那其他王室成员就可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比如在发生于11世纪初的“叙任圣职”（The Investiture）争议中，日耳曼王亨利四世就不得不向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低头，放弃由世俗权威委任地方教职人员的做法（因当时的教士往往也兼任地方行政长官）。

大分裂后宗教地位

然辗转到了13世纪末，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在向教职人员征税的争议上，世俗权威却开始占尽上风。当教宗还未来得及把菲利普四世逐出教会，对方就已先下手为强，不但令法国教团指控教宗为异端，甚至还派兵到意大利逮捕他，要带回法国受审。惟幸好意大利贵族及时把教宗解救出来，只是经此重大打击后，卜尼法斯八世旋即就离世了。

接著，菲利普四世于1305年迫使教廷选出法籍教宗，甚至把教宗迁居到临近法国的阿维侬以便掌控。这之后，在敌对政权包括英国、意大利、日耳曼、北欧等势力的干预及制衡之下（因不想让法国操纵宗教权威而坐大），1378年发生了“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即出现三个教宗，而各世俗政权集团分别承认不同的教宗，互不相让，一直到1417年问题才得以协商解决。

总之，或可说大分裂是个分水岭，这之后西方的世俗性开始在政经文教等领域逐步实质化。宗教权威不再是至高，甭说唯一的权威，而仅是世俗权威的“同侪”（甚至时而沦为棋子），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之所以，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能够成功，多少与北方各地君主急于摆脱教廷和抗衡支持教廷的神圣罗马帝国大有关系。随后的30年宗教战争中，天主教的法国竟然也支持造反的日耳曼新教君主，诚亦不过是出于政治私利。

及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统治，乃至到今天的美国政治，都还能看到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其中似乎显示了宗教的相干性，惟实际上世俗政治对宗教的“主动”作用，恐怕更是活脱脱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