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意识形态和二战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是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因之一，学界大体上都承认。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其中意识形态的“浓度”可谓关键。虽说一战亦充斥浓厚的国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相对上还是没那么“唯心”，各国的“现实”利益恐怕还是主要的争斗起因。二战就不同了，若非纳粹党人宗教狂热般的大日耳曼主义和种族主义，战争兴许就不会那么惨烈。

当然，不能否认欧洲的工商业现代化，包括科技的猛进，的确为战争的规模扩大和高度激烈化作了铺垫，但如此铺垫并不一定会引发大战，更甭说实际上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普遍厌战、恐战，只想好好休息、好好发展。

然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在明确、坚定、盎然的意识形态主导之下，成功带动许多德国人朝向非常激进的帝国扩张主义，以及非常强烈的种族排他主义，严重鄙视、敌视非雅利安人，尤其犹太人。

换言之，二战的爆发诚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博弈”，而某种程度上更像古代的宗教战争，即某方出于意识形态（即“信仰”）而试图“改变世界”。之所以，这才能解释为何在战争爆发前，德国实际上已通过外交和武力手段占取庞大利益，包括实际作废对本身不利的凡尔赛条约、与苏联签了互不侵犯密约，还合并了奥地利、侵吞捷克，重拾大国地位，但希特勒等还是不满足，不懂得见好就收，毕竟其人心系的根本不仅仅这些也！

理性栽在集体著魔下

简单来说，纳粹党人并非只是要报一战之耻、恢复德国的国威，而是要建立一个伟大、崇高、神圣的新秩序，即雅利安人统治欧洲乃至世界的“第三帝国”。个中的“理想”、“情操”、“使命”等，诚非“非信徒”的其他人可以理解的。纳粹主义绝非供少数政经文教精英摆弄的意识形态玩具，而是纳粹党人成功自广大民间播种、耕耘和收获的“新信仰”、“新使命”，之所以对元首希特勒和纳粹党忠心耿耿者非常多，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

正因为纳粹主义和其事业根本就是一种信仰和使命，所以其行事往往乃非理性、不可理喻的，不论是外交上不懂得见好就收、战略上因理想高于现实而屡犯大错，或匪夷所思、反人道的犹太人大屠杀，都是明证。这说来挺讽刺，毕竟欧洲，尤其德国素来以理性文明著称，思想家、宗教家、文学家、科学家多如过江之鲫，而当时，煌煌理性却栽在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集体著魔之下。

坦白说，今天诸多非西方社会在政经文教方面恐怕都还没够得上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如果那个时代的德国都可以催生纳粹主义，这些社会又何不然？实际上，从现今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的观念和思维里，诚不难看到与纳粹党人的共性，即同样具高度破坏力的非理性世界观、偏见、信念和热忱，极致者如所谓“伊斯兰国”（IS）之流，稍微者则不时制造宗教或种族憎恨言论及行为。

总之，反思二战，诚该明白意识形态升华为“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之信仰的恐怖威力。虽说理想的制度，如民主有助于预防意识形态著魔，但不一定有效，毕竟一战后的德国基本上就是民主社会，却提供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趁政经乱局自民间崛起的机会（若是在一战前的军事贵族主导德国，属平民而且还是外国﹝奥地利﹞背景的希特勒，应该很难冒出头来）。是以，政经方面的“维稳”及有良知人士的社会改革运动，其实都蛮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