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天恩：一百年，我们走了多远？——百年校庆的启示

本世纪最初20年的落幕，意味著一场启蒙运动的序幕即将掀开。晚近十年，国内许多华文中学，尤其是独中都相继庆祝各自的百年校庆。至于筹备校庆活动的系列工作，当然少不了具象征意义的筹款、售卖义卖会固本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难免的质疑声浪已演变成世代间的骂战与对立，质疑这类活动的一方，往往被维护学校的一方批为“不爱校”、“华教罪人”、“忘恩负义”等等。维护学校的一方，也不乏学长姐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在校的学弟妹，强调要念念不忘先贤建校的艰辛史云云。

若质疑者是因无理的谩骂而被挞伐，还真是咎由自取，但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一些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也难免被扣以“反华教”的帽子，遭致批斗。究竟是我们的教育失败，还是我们所面对的少年人已经不是普通中学生，而是知识人？

赞美与反省能并存

近日，笔者母校的学弟妹、校友，就售卖固本、筹款是否应该被强制执行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从相关面子书的言论专页来看，许多帖文已经从过去的谩骂泄愤转为更理性的讨论，如一匿名的同学表示，先承认问题所在才是纠正问题的第一步，亦表示因为学校是他们的，所以有责任提出问题，字里行间可见爱之深，责之切，没有谩骂，只有理性分析。

这是可喜的事，于百年校庆而言，有其特殊意义，笔者曾拜读过一篇刊登于端传媒的文章，其中引述了台湾作家杨照的观点，他表示日本京都大学的百年校庆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那就是京都大学师生在批判与反省的氛围中度过百年校庆。百年校庆究竟要在歌颂赞美中度过，还是在反省与检讨中度过？

笔者以为二者可以并存，百年校庆应是一个“检讨过去，策励来兹”的历史性时刻，须有检讨当下、反省过去的能力，母校才可以走得更远，这才是值得赞美的地方。

回顾历史，先贤办学的艰辛历程广为人知，但是独立批判的思维和思辨的氛围，并不与爱校相抵触。此外，只要是理性地批评学校，并不至于有辱校风。一如笔者母校校歌所载：“世界文明正待我们迎头赶上”，此文明要素就包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也包括知识分子必要的反叛意志。

中学生也是知识人

百年校庆的历史意义应该包括重塑校风、再造文明。学生的反叛是学校变革的动力，校风即学校的文明，任何文明都需要反叛者，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认为：“反叛者的功能在于撼动僵固的习俗和文明秩序。”可见反叛是进步的动力。然而，国内华校因长期背负被国族建构边缘化的压力，以至于一般师生都很难接受有异议的声音，他们认为异议者应该饮水思源，不应该攻击学校，即便是理性的批评亦是如此。其实，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也是饮水思源的人，这个饮水思源的意义不是为了感恩，而予以恩人有任意妄为的馀地，理性的批评，是饮水的同时亦思考源头有否被污染，而不是即使是脏水也照喝不误。

华人因长期受边缘化而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我们在抗拒奴役的同时，却又无意间默许本族民族主义的紧箍咒钳制同族的异见者。这正是目前各独中或华文学校内异议者的困境，即便离校数年的校友在论及学校事务时，也必须因民族大义的缘故而选边站，以至于理性的声音难以被听见。

当我们看到学生对学校的批评日趋成熟、理性之际，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所面对的，究竟是知识人还是普通中学生？知识人事事关心，会对当下的切身问题发声，这点从当代的中学生身上可以看得到。已故捷克前总理哈维尔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权力和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是注定的失败者，但是仍然没有失败的人！”

思辨启蒙是最佳献礼

一名势单力薄的中学生，说出自己的疑惑，以期成人解答，然而，尾随而来的也许除了纪律对付，也包括排山倒海的谩骂声浪，而批评者甚至占据民族大义的道德高地，严格说来，惟一的成果只剩下提出问题而已。

每当有异议出现，一番骂战后，总有一些论者感慨“一代不如一代”，这或许是学校的教育改革未能及时跟上不断变化的世代需求，尤其当代中学生的父母对教育民主化有一定的要求，且人权意识提高，故新一代的精神面貌与上一代是天差地远的，在他们的同温层里有异于其他世代的思辨氛围。百年后，一场迟来的论战和启蒙，将是许多百年独中最好的献礼，至少证明我们的教育不至于失败，时下学生也成了教育工作者的一面镜子，年轻人天真的批判不也反映了校领导可能存在的行政偏差吗？且这类批判的存在也将是学校另一种自我调节的参照。

一所学校出现反叛的精神，只要是有理性的辩论、有组织的行动，至少证明这所学校的人文素养不至于崩溃。下个百年，该往何处去？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