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恪宁：古迹在活化，还是贵族化

古迹的维修和维护，确实不易。百分之百的完全保存，虽然接近理想的界定，一般上说，相当困难。折中之道，则是将之活化，既能有所缅怀，但是，同时继续应用空间。就算是那样，如何选择适合的活化元素，还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目前我们常见的个案，多是将之和旅游业挂钩。不少二战以前的传统建筑，因此陆陆续续改建为古色古香的小酒店。此外，也有不少用作独辟蹊径的餐饮、服装、精品和旅游之店铺。晚近也有会馆和社团，将原本的（旧）会所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空间，开辟为纪念个人或特定主题的文物馆。可是，空间尽管活化了；原有的古迹面貌，是否得以完全复原？

缺乏完善概念

显然的是，硬体仍是活化古迹的核心。然则，古迹之活化，不仅是在这些，同时攸关了人文的活动和记忆。可惜的是，随著大时代的不断推前和变迁，城市的生态遽然改变，生活的方式也大不一样了。然则，我们如何回复一门门手工主导的老行业？暂且不论技术传承的可能，一旦算计租金、成本、投足和收益，大家想必了解，何以时间逐步淘汰了人文的过去。

认识这点，大家也就不难理喻，何以活化之古迹，往往还是用在没有定价，不需统制的领域。唯有仰赖这些倍增的卖价所得，业主得以用作搀扶古迹的生机。反之，地点偏僻的街角，自然而然备受冷落。换句话说，活化古迹的倡导，虽然充分肯定了历史建筑物，根本的基础所在，还是城市经济学的作业：不能从中得利的，最终的下场，必然如此。游戏规则貌似残酷，但是谁又能够超越窠臼的桎梏呢？

犹糟的是，市政规划，还有一系列分破坏。当中的经典个案，有借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75条文，促成古迹的焕然一新。除了新山（1999）和亚罗士打（2004）的“一街一色”，2009年也有计划准备为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区“上色”。

之所以反复出现这些层出不穷的个案，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政令的方向以及官员的思维，对古迹的保护，其实没有完善之概念。结果，所有的古迹，要么，沦为贱民之地，尽被废置；要么，则是贵族化，离开人间越来越远。

（本文为2019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由林连玉基金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