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袭与大马

法国巴黎枪手击杀12人血案，震惊全球。法国报章称之为“法国的911”。周日，百万名法国人和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团结”大游行，同属基督文明的欧洲诸国之外，也有来自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领导人一起上街。

世俗化的土耳其是西方的盟友，一心想加入欧盟；此时此刻，不论外交和人道都要有所表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声音却十分微弱，个中原因除了不满遭枪手袭击的法国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Hebdo）“侮辱宗教先知”之外，对嫌凶是否“为神而战”的态度，也非常暧昧。

打从上世纪伊朗精神领袖科梅尼因为一本“侮辱伊斯兰”的小说《魔鬼诗篇》（TheSatanicVerses），下令追杀印度作家鲁西迪（SalmanRushdie）开始，矛盾迄今都无法解决。按照一般国际规范，除了战争，没有人能够“跨国执法”。某国追捕跨国罪犯，尚需要国际刑警或所在国警政单位帮忙，引渡嫌犯也要遵照当地法令。某国领导宣判一人死罪，并发动全球教友诛之的做法，更是前所未有，也抵触了各国的法令、制度与文明。

因此，这场“宗教领袖追杀作家”的新闻成了全球焦点，也加深了不同宗教信众的歧见。那时，世上还没有“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拉登，更没有“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26年后，法国《查理周刊》的命运比鲁西迪更悲惨，世人仍然陷入“侮辱先知”和“言论自由”的争议，而忘了这是一场恐怖主义的鲜血盛宴。

同属伊斯兰国家的马来西亚的反应又如何？解读朝野政党、不同族裔或宗教群体的回应，也等于再为“一个大马”作评估，尽管这个口号已经失色。

三星期前和美国总统打了一场“外交高尔夫”的首相纳吉，在推特上声称：大马要和法国站在一起，力抗极端主义、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反对党领袖安华则吁请全球穆斯林领袖谴责暴行。两人应对得体，国际外交风范十足；但回到大马国土，就没那么轻松了。如何拿捏分寸、权衡利害、争取选票、击败对手，就通常会做两手准备：一手要当民族先锋、宗教栋梁，另一手则要演全民领袖，纵横四海。去白宫或中南海有一套，在布城和政治座谈会一套。以后的大马首相，应对上也大致如此。

与之相反，90高寿的前首相敦马哈迪、过了三十而立的巫青团长凯里，逾越耳顺之年的土著权威组织主席依布拉欣阿里，就比较趋向“低俗漫画侮辱宗教罪有应得”的主旋律。网络和咖啡店的评论，也俨然分开两个阵营：一个比较像纳吉与安华的“国际范”，另一个则“不小心”和马哈迪与土权互通声气。两派之外的中间派，除了各打50大板之外，就只能呼吁四海一家，世界和平。

结果，大马人在“寻找查理”时，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文化与品味、宗教与历史、文明与野蛮、国法与教法、恐怖主义与反恐主义。在不同的族群与教群之间，就更加楚河汉界，难以逾越。尤其大马最近一连串的“圣经风波”与“阿拉争执”，就更使到不同宗教的人们难有共识。1000名大马穆斯林加入ISIL虽违反国法，但在不同的社群，反应不一。某人的恐怖分子，却是另一些人的神圣战士。

大马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中心，大马人对伊斯兰和恐怖组织ISIL的分野是清楚的，不会混为一谈。但要消除偏见，更多的穆斯林领袖就要站出来和恐怖主义划清界线，批判巴黎的血案和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