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街头义诊——看街友的健康照护

伤风咳嗽感冒被蚊子咬，对我们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只要到药店购买成药，或是到诊所看医生拿药就可以了。可是，对街友来说，他们要如何到达医院，准时服药、预约复诊、照顾身体整洁等，却是重重难关。

健康照护，在全球讨论中，已被公认为是公共医疗政策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和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以及城市规划是否友善和公平，都会直接影响到街友的生存状态，和健康寿命。

目前，社会福利局关于街友，包括俗称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乞讨者的理解相当有限，定义也过于笼统，以至于我们无法更具体地掌握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生活状态。

而在全国1527名无家可归或乞讨者的街友当中，大部分集中在雪隆一带（628人），在成人分布中，其中以30至39岁占据最多人数，而且男性（923人）远比女性（430人）人数来得高。福利局的数据尚未细致到针对他们的健康作出分析，因此难以让相关组织作进一步的规划，以协助改善街友的生活。

从一个急救箱开始

PERTIWI非政府组织自1960年代末就已开始走入乡区，为女性孩子等偏远乡区的弱势团体提供各种义工服务。随著1970年代的政经变迁，社会经历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城市贫穷成为新兴的社会现象。大约在1999年，PERTIWI开始在秋杰路一带，为性工作者、吸毒者、家庭破碎者或单亲妈妈提供援助。后来因面对志工不足的问题，PERTIWI在2000年离开了秋杰路，直至2010年才重返街头。

这一次，PERTIWI以公益厨房（Soup Kitchen）再度出发，每周数日为吉隆坡市中心的都市贫穷族群，如无家可归者等派饭，一晚大约派出500多个饭盒，至今有7个年头。

虽然早期的PERTIWI也有设立健康医疗服务，但过去是以服务乡区居民为主。2010年，PERTIWI公益厨房到街头派饭时，该组织一开始是担心志工受伤，而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急救箱。没想到，当志工派饭时，不时有人来问，有班纳杜（Panadol）吗？有虎标万金油吗？PERTIWI公益厨房的急救箱，才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

直到有次，PERTIWI公益厨房主席慕妮拉（Munirah Hamid），接到一位在本地教书的南非印度裔医学专业教授的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来这里帮街友看病，街头诊所才正式由此展开。如今，每周会有三天街头义诊服务，分别到吉隆坡城市的不同角落，由两至三名医生值班，这些医生志工分别来自不同专业的注册医生。除了医生志工外，偶有护士志工或医学系学生加入，给街友作些简单医疗护理。

“患上疾病　跟我们一样”

根据其中一名医生志工素加纳（Sujana Muttu）的观察，街友一般会患上的疾病，包括咳嗽、感冒、头疼等，都是属于短期发病，治疗方式也相对简单直接，用药时间也不算长。3年前，他加入PERTIWI医疗服务团队。他也是经友人在不同场合推荐，思考了近半年以后才决定加入。

每个晚上大概会有40到60个街友排队看病，两个医生需要在短短3个小时内看诊完毕。同时，他们还要兼顾到排队看病的街友，是否来得及去另一边排队领取晚餐，以及一些干粮。

PERTIWI从简单的急救箱，慢慢地扩展到有一个人数不多，但长期维持运作的医生志工团队，还有两辆车子改装成流动诊所。可是，PERTIWI资源始终有限，仅能诊断一些基本的疾病症状，为街友提供简单药物。至于那些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和服药的街友，则得另作安排。

素加纳指出目前街头诊所的主要困境，“像一些高血压病患跟我们说，我的药物只能用到这个月，你能不能给我下个月的。我们主要是面对运输和供应的问题，没有提供长期药物的条件。”

指引到对的地方

“其实，他们会患上的疾病，我们也有可能会患上的。问题是我们有管道、有金钱，我们可以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如果我们（医生志工）没有出现，他们发烧了要找谁去求助、跟谁那药？”

也是医生志工的庄燕保（Chong Yen Pau）解释，她在2015年年底加入PERTIWI，过去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在流动的街头诊所。

庄燕保说，那些患有结核病、爱滋病的病患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求助。当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有提供医疗服务时，就会前来看诊。这些病患需要到专科诊所或医院，才能获得适当的治疗，所以，医生志工们就会现场写一封推荐函。

尽管街头诊所无法为患有长期疾病的街友治疗，但是受访的医生志工们认为，至少他们能指引和推荐街友到对的地方，或者是协助进一步的测试诊断。有时候，街友刚好碰到妇产科的医生志工，后者就能为街友提供家庭计划的建议，包括安排对方到他的诊所或医院就医，提供避孕药或荷尔蒙注射等服务。

庄燕保说，有时遇到特殊情况时，医生志工们会立即在群组互通讯息，确认相关专科医生是否能在特定一天来现场义诊，再请街友在指定的时间过来看病。慕妮拉提起，曾经有一名女街友以为自己怀孕，结果志工直接把他送到其中一位医生志工的诊所作详细检查后，才发现她其实是病菌感染。

没有一双好鞋　容易受伤难愈合

在街头诊所现场，医疗护理团队每晚最常处理的工作之一，是包扎伤口。如果未深入理解街友的生活状态，你很难想像他们哪来那么多的伤口。

素加纳说，最简单的因素是：“他们没有一双很好的鞋子。”

街友长时间在都市环境下走动，对双脚是一种耗损，很容易起茧、泡疹或割伤。“当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上我们随手就可以拿药膏来涂，或是用胶布贴住伤口。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选择。”如果本来就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他们的伤口本来就比一般人慢痊愈。

“别忘了他们并没有正规的医疗支援，连平时要控制血糖也非常困难。”素加纳进一步强调。

如何到医院也是问题

医疗支援的缺乏让许多街友患病后,没能及时获得治疗而拖延了痊愈的时机，甚至演变成难以痊愈的长期病状。

慕妮拉发现，街友经常投诉皮肤痕痒，有时候来街头诊所只是要索取一罐虎标万金油防身。有时候他们不断搔痒，结果就造成皮肤破损甚至溃烂。很多街友都感染疥疮，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种疾病是能够痊愈的，问题是街友有没有复原的社会条件。

以疥疮为例，我们只要定时涂擦药膏，保持皮肤干爽数小时，隔天定时洗澡维持身体整洁，重复治疗的方式一段时间，疥疮即可病除。庄燕保反问，“问题是，对于街友而言，你要找到一个地方洗澡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房间，除去衣服涂擦药膏，但是他们要去哪里？”

街友缺乏平等的社会条件，导致身体复原更处弱势。除了没有固定空间可供休息和梳洗外，他们身上没有手机、钟表，难以确认复诊的时间；每天有一餐没一餐的饮食状态，也让他们难以依照医生的指示，在饭前或饭后定时吃药。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要如何从吉隆坡市中心到达中央医院，或指定的专科诊所？

我们或许设想，他们可以搭乘公共巴士，但是有些街友连丁点的车费都没有，甚至一些巴士司机看到他们一身褴褛，也拒绝让他们上车。

慕妮拉补充说：“换言之，诊断和医疗计划只是治疗管理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他们要如何到医院去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尚未包括诊断后的复诊安排要如何处理。”

照顾出院街友　应设后续疗养中心

庄燕保曾经在街头遇过一个女病人，刚开始并不知道她患有末期乳癌，直到检查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她一直都有去政府医院接受治疗。后来，院方跟她说再也没有什么治疗可做了，她才停止去医院。

末期癌症病人到最后，也是处理如何控制疼痛的问题，街头诊所现阶段也只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安宁疗护。庄燕保叮嘱这位女病人，若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止痛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找她。若最后阶段需要药剂较重的吗啡，也可推荐她到医院去。

这也牵引出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的问题：出院后的街友若仍需要一段时间休养身体，他们可以去哪里呢？

尽管慕妮拉认为吉隆坡市政局对街友的态度和处理已有所改善，但是她认为政策依然出现缝隙，“我们有患有大肠癌、中风的街友出院之后就得回到街头。我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可以设立后续疗养中心，让出院后的街友可以有一个地方暂时居留，继续休养身体。”

譬如一些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街友，只要定时用药复诊就能控制病情，并不需要住院或被送到精神病院。可是，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后，谁来观察他们出院后的情况？

临时庇护所功能应细分

社会福利基金（Yayasan Kebajikan Negara）分别在吉隆坡、砂拉越古晋、柔佛新山、槟城设有称为Anjung Singgah的临时庇护所，专门收留无家可归者。但是，非政府组织和街友对这些临时庇护所的褒贬不一，认为其管理条规有待检讨。慕妮拉则认为Anjung Singgah的功能，跟她所建议的后续疗养中心大不相同。

她说，“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街友，对他人造成困扰，有次被吉隆坡市政局抓去，送进医院两个星期后就出院。三个星期药效退了以后，他又打回原形。”

“我们需要一个临时庇护所让街友养病，甚至另外设立一个给精神疾病的街友。”她强调，“每个庇护所的功能都有要个别具体的功能，越具体越特定越好。”

她认为，政府处理在街友庇护所时，应依据吸毒者、精神疾病、一般街友等不同类型，来区分庇护所的不同目的，以给予更针对性的服务。

暂且不谈庇护所是否充裕，或是庇护所的类型是否符合不同类型街友的需求，单看社会福利局所整理的数据，目前仅以州属、性别、年龄、族群分类，并未进一步分析街友的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与失业、健康、居住、家人等社会处境。这些数据都会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街友组成的复杂性，也连带影响政策制定者在规划和设立庇护所时，是否能够符合街友的真正需求，协助改善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