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回顾核灾，向东学习

把一个国家视为学习对象，到头来学了什么东西，取决于自身的学习态度，以及对他人的了解。最方便的，是依样画葫芦。较为麻烦的，却也最扎实的，是追溯那个国家经历过的考验，包括舞弊问题和灾难，由此了解现今政经和文化特色的其中因素。

无论是所谓的“哈日”，或是“向东学习”，最常见的不外是强调“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或是“武士道”之类的。然而，如果要了解日本社会近代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尤其是足以震撼政商界、以至足以让我国社会引以为鉴的，就不应忽略政商舞弊造成的严重事故。福岛核事故，以及日本核能势力舞弊问题，就是重要例子。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厂，反应堆随之启动紧急停机机制（SCRAM）以策安全。然而，即使停机了，反应堆依然产生热量，整个冷却过程是需要后备冷却系统控制温度，以免反应堆被“烧坏”，就是所谓的“镕毁”（meltdown）。

员工从未训练应急

核电厂反应堆停机的时候，厂外应急发电机早已经在地震时报销。这么一来，厂内各项应急措施，包括冷却系统的运作，就只有依赖设在地下室的柴油发电机。不久后，海啸来袭，地下室浸在水中，柴油发电机完全失灵，反应堆冷却系统停止运作。这时候，是灾难的起点。

核电厂员工试图以手动操作进行反应堆冷却作业。然而，厂内一片狼藉，使这工作难上加难。更糟的是，核电厂提供的严重事故应对手册，完全没包括长时间断电处境的考量。在运作紧急状况后备冷却系统方面，厂内员工是从未接受过训练，因此很不幸的造成情况误判。一箩筐的问题，导致3座反应堆在大约6天内相继发生氢气爆炸，造成核辐射物质泄漏事故。

堪称先进国的日本，为何在面对核事故时会发生那么多问题？答案还得往日本近代历史追溯。

1974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制定3条法案，统称“电源三法”。其中阐明，核电厂工程一旦敲定，建筑地点的乡镇就先拿到巨额的“交付金”。营运开始后，就获得“不动产税”。核能鹅就从此下金蛋。然而，鹅越来越衰老，金蛋也逐渐减少。15年的反应堆，“不动产税”就只有新反应堆的5%。维持金蛋来源的方案，就是盖新反应堆。这种财富，就被称为“核能钱”。

依赖“核能钱”搞发展

这种经济方程式，对日本东北地区和福井县之类的偏穷地区而言，是无可抗拒的诱惑。一个连柏油路都没有的穷乡，可因著核能工程而摇身变成繁华小镇。除了“电源三法”带来的利益，每逢核电厂定期维修时期，来自各地的专家、工程师、黑帮控制的炮灰包工等等，让原本冷清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在乎的，是赚这些“旅客”的钱，不是那厂到底是如何经营。

不难想像，穷镇穷县一旦依赖核能钱来搞发展，就无法摆脱对核能企业的依赖。反核人士因此把核能钱视为毒品。

“核能钱”的运作方式，逐渐变成日本政治无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人物自然就重视他们和电力公司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这种生态，政界与工商界就需要更具有说服力的宣传，让民众毫不在乎风险的追求核能。在这环节，学术界专才和媒体就成了核能工业的化妆师。

这种纵横各行业领域的核能利益相关者圈子，仿佛村落那样的自治共同体，于是被称为“核能村”。这些“村民”笃信的宗教，就是“核能绝对安全”神话。隶属经济产业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或简称NISA（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诞生、运作。

管制机构上妆　辞职成卸责戏码

NISA成立于2001年1月6日，职责范围在于核能安全以及资源和能源产业的保安。除了核能安全，还涉及天然气、矿山等等方面的安全事宜，可说是“包山包海”。其角色表面上是关于核能安全，其实是核能神话的“护法”。

2002年，有调查显示，东京电力公司在二十几年内，涉及29起反应堆结构裂痕报告的纂改事件，其中涉及的反应堆是多达至少13座。丑闻曝光后，东电在福岛县和新泻县的17座反应堆暂停运作。NISA作为一个核能安全管制机构，居然没对东电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东电总裁、副总裁、以及会长随即“引咎辞职”，然后再成为东电顾问。新总裁的名字，是胜俣恒久。

2007年3月，又有惊人发现：原来东电还涉及另199起“呈交伪造技术资料”事件。7月16日，新泻县发生里特级6.8级地震，引发轻微海啸。隶属东电的柏崎刈羽核电厂三号机发生火患和辐射泄漏。东电后来承认，该公司知道柏崎刈羽核电厂是位于足以造成7级地震的断层带，然而那核电厂的结构却只能承受6.5级地震。这事故，使得胜俣恒久在2008年2月再次表演“引咎辞职”戏码，4个月后成为东电执行会长。

2010年，新泻县政府打算进行一场地震核事故防范联合演习。NISA却认为，这样的演习会让居民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结果，那场演习就改成大雪核事故防范联合演习。

NISA的问题，以致整个核能村长期对核能安全的稀释手段，就在福岛核事故暴露出来。

粉饰太平的习惯，造成各个核能管制部门对极端处境掉以轻心。海啸发生之后，原本用作指挥核事故前线救灾行动的厂外中心（off-site center），因著断电而完全不能派上用场。更糟的是，这建筑居然没安装防辐射尘空气过滤系统，即使没断电一样不适合用来指挥救灾。事后调查更揭发，原来全日本20座厂外中心，竟然只有一座是有安装防辐射尘空气过滤系统。

民众疏散至污染区

疏散灾民，是另一败笔。日本当时有一套叫做SPEEDI的核辐射尘扩散预测系统，在1980年开始研发建设，甚至还计划把监察范围扩大到全球。

然而，监察福岛第一核电厂内部运作的电脑系统因断电而停机，SPEEDI无从进行即时运算。尽管如此，一旦输入适当的假设数据，依然可以勾画出核辐射尘扩散的基本轮廓。不幸的是，负责处理这系统的部门拘泥于“数据不够准确”而拒绝采用。

更荒谬的是，政府官僚包括时任首相菅直人，居然完全不知道SPEEDI的存在。

知道了之后，却基于“避免造成公众恐慌”理由而迟至3月23日才公布数据。那时候才发现到，原来一些民众已被疏散到污染区。当局竟然一个月后才把灾民从这些地方撤离。

耗资至少113亿日元开发的SPEEDI，近乎沦为大白象计划。

舞弊曝光　提高民众关注力

福岛核事故，使日本民众开始留意对核能企业的批判。舞弊机制的曝光，使核能村势力不但面对民间反核运动的施压，还要面对地方政府的诉讼。在这之前，在核能议题起诉电力公司是必败无疑。2014年5月21日，福井县地方法庭宣判，反对关西电力公司重启大饭核电厂的市民胜诉。经过30年的20连败，反核圈子律师们终于迎来第一场胜利。

然后，在2016年2月29日，由市民组成的东京第五检察审查会，指派律师对东京电力公司3名前高层，就业务过失致死伤等罪名，向东京地方法庭提出强制起诉。其中一名被告，就是胜俣恒久。

NISA，则在2012年9月19日废除。这部门的名字也被当作失格符号。人们在观察取而代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每当觉得有偏袒核能村之嫌，就说是“另一个NISA”，就像马来西亚选民批评希盟政府的时候称之为“另一个国阵”那样。

伐林挖矿发展　大马须防生态失衡

日本国会成立的福岛核事故调查委员会斩钉截铁的指出，日本核能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是规制俘虏的实例。核能绝对安全之神话，造成核能管制机构完全失去应有的功能，结果一场天灾就引发酝酿多年的一连串人祸。

历史如果是一面照妖镜，日本核能村以致福岛核事故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马来西亚照出一箩筐魑魅魍魉。

不妨从历史背景开始比较。我国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过后开始大肆发展水力发电，同时也探讨核能的可行性。在砂拉越巴当艾、巴贡、以致穆伦水电计划，原住民社群被迫让路，任由家园长眠水底，搬到政府指定的新地方却发现设施是货不对办。大坝虽然给诸如炼铝厂之类的工业提供电量，却从未惠及内陆社群。

原住民的生活与森林密不可分。任何涉及大幅毁林的发展，无论是建坝、伐木、种植业、矿业，对内陆社群自然造成打击。

无睹细节里的危机

长远来说，失控的毁林迟早会殃及城镇社群，因为不管那些都市建设是多么先进，民生和工商始终需要用水，水源就在森林。大幅毁林造成的生态失衡，也会酝酿疾病危机。然而，城镇市民如果几代人都习惯歧视内陆社群，同时缺乏基本常识和居安思危意识，他们通常不会觉得内陆社群的困境是城市危机的警钟。这时候，若再加上好大喜功的宣传，声称大型工程是制造就业机会还是带动经济，人们对藏在细节里的危机就更加视若无睹。

举个例子，内陆社群因著政商势力的亏待，使他们只能依赖伐木集团开拓的泥路联系外界，仿佛就是“你不给我砍你的森林，就甭指望建道路”。如果相关政商势力的成员是在城镇学校任董事，或在其他团体任要职，城镇社群会相信毁林甚至抢地是发展社会的必要代价，进而认为内陆村庄的困境是咎由自取，不是剥削。

在公害议题掩盖事实的风气，在我国已蔓延多年。1984年，在红坭山稀土废料污染事件，时任首相马哈迪和环境部长杨国斯先后声称废料掩埋场地符合安全标准。1997年，跨境烟霾事件，政府以“避免吓跑游客”为理由，将空气污染指数列为官方机密。大马种植集团旗下公司在印尼涉及焚烧泥炭地的事件，在本地曝光率一向来偏低，造成国人习惯把印尼当作烟霾问题的唯一祸首。

2014年关丹铝土矿污染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案例。中国市场需求，加上印尼禁止出口，使得大马铝土矿洛阳纸贵。土地与矿物局区区18个员工，无从招架全彭亨大约200个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非法矿场。环境安全意识的贫瘠，非法业者开出的诱人价码，执法的迟缓和不力，加上官员涉及贪污，结果造成严重污染，河水重金属含量超标。

我国政商生态以及社会风气，如果保持现状，加上现有法律漏洞，是足以酝酿福岛核事故那样的人为灾难。

日本社会因著能源需求的事实，忽视核能村长年造成的管制腐蚀。马来西亚社会则是太强调依赖外资，而纵容政商共同体日益膨胀的问题。一旦出事，最吃亏的，始终是郊野社群。电影《真·哥斯拉》一段对话就提到，发生灾难时，若必须取舍拯救对象，当然是国民生产总值比较高的城市为优先。

对抗舞弊长期战　民间更要主动检视

2001年1月6日，日本政府进行所谓的“中央省厅再编”，一次过重组各部门，说是为了增加效率和透明度。NISA就是在这重组中诞生。

如今，大马新政府执政已逾百日，各部门权限之间是否存有三不管地带、内阁新阵容，以及各项修法是否足以加强抵抗政商勾结生态，这一切，不但需要政府正视，民间各造更需要主动检视。长期关注舞弊议题的各组织，更要准备面对考验，就像日本反核律师经历的30年20连败心理和资源挫折那样。

当国家领导摆出客套话声称如何欣赏日本社会民间风气的时候，人民其实可：尝试接触日本民间团体，包括长年追查政商舞弊事件的自由记者、律师、学术界和环保人士，抽丝剥茧了解政商生态的错综复杂关系，由此衡量政商界说辞和事实之间的距离。

这么一来，倘若两国政商界的合作是涉及危害民众利益的舞弊事件，两国民众的跨国互救合作可能性就更高。例如，红坭山污染事件的祸首三菱化成公司，也涉及1960年代在日本三重县四日市市发生的石油化学工业空气污染事件。若趁早了解，就可趁早提防。

人民当自强。向东学习，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