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税制大趋势

征税和用税，是古今每个国家政权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之所以，政府有各类职责得履行如国防、治安、法制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税制和收支不尽相同，且收入与支出的规模也不大相同。

就发达国家言， 在20世纪前， 政府的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大体上不超过10％；可在二次战后，税收比率则剧激扩增。早在1950年代，西北欧地区税收占比便是约35％，而美国这个较注重个人主义与个人责任的资本主义国，也占到约25％。到了今天，如在2015年，这个税收的占比大约是，西北欧占约45％，而美国占约35％，至于支出，则通常高于收入，进而累积了大量公共债务。

收支占比节节高升的主因是很复杂的，大体上与阶级斗争，选举民主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目前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北欧是高税率与高福利的高福利国，西欧、中欧与东欧是中度福利国，而美国与日本是相对的低福利国。

如在芬兰与丹麦，政府支出占GDP的约59％与57％，而波兰、西班牙则是个别约41％与42％。大马则一贯以来，中央政府的收支大体上占GDP的20％，若加上州与地方政府，占约25％，可说是低福利国，但也是低税收国。

人性倾向趋利避害

伸言之， 羊毛出在羊身上， 得失是相等的。只是，由于人性倾向于趋利避害， 多拿少给， 故人民一般均讨厌缴税，特别是当他们认为政府是腐败无能或大手大脚花钱时。伸言之，若人民认为政府高效廉洁，花钱谨慎则抗缴税心较低。若政府腐败无能，钱入私人口袋，则不愿缴税。因此，北欧国家虽是高税收，也因高税收致成了高物价，人民依然没有反政府；可在美国与日本，普罗大众的抗税心则颇强。

这其实也涉及了一个公平与否的是非题，而税收基本上也是建立公平、效率与法制的基础上的，只是什么是公平则见仁见智。二次战前，古今东西的税收均建立在比例（Proportionality）的原则上，即不论收入多少，一律课以同一个百分比；只是进入20世纪，欧洲国家则流行高收入，高缴纳率的累进税率（Progressive tax rate）原则。

目前多数国家包括大马，也是采取累进税率原则，可也有约20个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各国，则采用同一比例的单一税（flat rate）原则，如在俄罗斯，不论收入多少一律课13％的个人所得税。理据是，税率超高，人民越不想缴税而想逃税，或是干脆不要做那么多，够用就好。可见，除了公平、效率外，还得考虑人的心理感受。

这种感受是税收制度与设计者得考虑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左倾人士倾向征高个人与公司所得税，而右派人士如保守主义者，则较倾向于征销售税或增值税（或消费税）。主因在于，个人或公司所得税是直接税，适用累进税率与均等化贫富不均，而销售或增值税是间接税，较适用于均一性课税，可见这里也有一个意识形态因素。

直接税转向间接税

在1950-70年代高个人与公司税是通则，如在1979年英国的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上台前，发达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可高达73％（美国），英国、德国则个别高达83％与65％，可之后因撒切尔与里根所启动的新自由主义，而个别逐步下调到21世纪的约39％（美国）、4 0％（英国）与4 5％（德国）。

公司税的降幅也一样，在1979年发达国的平均公司税是45％，进入21世纪后，均降至平均30％。目前，许多欧洲国均把公司税降至约20％（如德国）、爱尔兰甚至低至12.5％比新加坡（17％）与香港（16.5％）还低。

在这个竞争性降公司税的大环境下，连美国最近也把公司税降至21％，进而启动了另一波竞争性降税。其后果，是削弱了国家的收税能力，可吊诡的是，各国支出又不断增加。在此矛盾下，税收制度从直接税（感受较深）转向间接税（感受较浅），便成了风气。纳吉政权在2014年出台消费税便是此潮流的一个表现。当然，大潮流是否就是正确的则仁智各见。

今天，发达国的税收来源，大体上是3大项，一是个人所得税，二是社会安全保障税，三是销售税或增值税（也称消费税），至于其他税收如公司税与资产税则个别占约5％-10％。也就是前三项个别占约25％-30％之高，其他如进口税、国产税等占比均不到5％。

这个趋势的原因复杂， 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他方面也是人口老化， 少子化与经济增长率放缓所至。在高速增长及生之者众，食之者少条件下，个人与公司所得也增长得快，故可成为收税的重点对象，可当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后，就不得不随机调适，把重点对象从狭基转广基，也就是从直接税转向间接税，如从个人与公司所得税转向消费税。

这个大趋势也是大马在设计税收制度时要考虑到的长期因素，因为进入2030年后，大马也会进入高龄少子化社会；同时，自1997-98年亚洲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的增长率已从高速（约9％）降至中速（约5％），这个中速增长也可能逐步转入低速增长阶段，进而损及政府收税潜能。

不论是走销售税或消费税路线，降低征税门槛，提高税率与扩大征税范围将是预见的。除非政治去福利化与去民粹化，否则政治福利化，福利政治化与民粹化竞赛，只会逼使政府想方设法加税或用印钞来应付日增的民需。约言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然天下就没有穷国穷民了，每个国家均可用无中生有的印钞来应付福利化与民粹化，可天下并没有那么便宜之事。得失是相等的，差别只是现在与未来得到报应，或者是把债务留给下一代，造成代际斗争。

大马目前的税收特点是公司税偏高，个人所得税偏低与发达国相反。这是个不良预兆，若不去民粹化竞赛，下一代就大难临头了。或许严重的话报应就在这一代，如希腊与委内瑞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