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收支的挑战与出路

政府要钱，应从那儿找？除了少数的油气盛产国外，无非就是从税收著手。政府规模越大，就得找更多的税收，也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提供越多的福利，税收便越多越高，其后果便是物价也更高，得失相等。这也是何以，高福利国与高税收国，也是高物价国家。

据此而论，人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服务或援助时，应考虑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现实，别以为有便宜可捡。就政府收入与支出言，不同国家不尽相同。大体上，发达国家的政府收入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社会安全保障税与增值税（也称消费税）各占近30％，其房地产税则高达10％，其他类型的税收，均占很小份额。

收入结构另有特色

就大马而言， 我国联邦政府收入结构则另有特色，以2017年为例，在约2200亿的收入中，公司税占了约700亿，另外油气相关公司所得税也占了100亿，是收入中最大份额，其次才是消费税约440亿，第3大收入为非税收收入，主要是国油的投资收入。第4为个人所得税，约300亿，其他如国产税也有130亿，进口税约30亿，出口税约7亿。

这个收入结构显示，个人所得税偏低只占约13％，远低于发达国的约30％平均值，而公司税则占了30％多，远高于发达国的平均值。按常理说，既然公司税是最大份额，那政府为何不从公司税下手征税，而要从引起争议的间接税，即消费税或销售与服务税（SST）下手；我想，主因应是，当今世界出现国家间竞相降低公司税趋势，连美国也在2018年大砍公司税至21％，低于大马的24％。

在这种压力下，一国若要留住本国企业及吸引外企进驻本国，就不敢提高公司税，以免人财两失，冲击到国家发展与就业机会的创造。伸言之，并不是说公司税越高越好，而可能是公司税太高，会吓走内外资弄巧反拙。毕竟，在这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有能力的企业可到处逐水草而居，哪儿公司税较低便把总部设在哪儿，如香港与新加坡能吸引许多外资原因固然不少，低公司税无疑是其中之一（约17％）。

公司税不易提高，那么个人所得税又如何？毕竟，发达国的收入中，个人所得税通常均是偏高的，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了收入的约42％之高，丹麦与纽西兰更高。大马个人所得税在联邦政府收入中仅占约13％，可说偏低。在约145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15％有缴个人所得税，主因是大马人的收入水平一般不高。之所以不高，主因在于大马一般工人的技能不高，生产力也低，更重要的是大马经济活动层次低，多是从事低增值工作。这就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在政府收入占比偏低的结构因素。

此外，大马的个人所得税也有不少减免。这又减少了可纳税人口的数量。即便有些人有高收入而没纳税，可要追究没纳税的高收入人群，又很费时费力。其成本是很高的，未必合算。但政治福利化，福利政治化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类惠民计划，这逼得政府不得不去找更多钱来当选或维护政权。

从间接税下手

即然公司与个人所得税难下手，便只好从间接税下手，间接税中，国产税与进出口税也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如东盟经济共同体或公平贸易的约束，即本国若抽外国货高进口税，外国也会以牙还牙。因此，最好的抽税对象便是SST或GST。因为不管贫富阶级，皆得消费，只要消费便可抽税。这也是何以更有效的收税机制GST成了大趋势。在大马，早在1987年，当时财长敦达因便曾有意出台GST，可却不了了之，拖到纳吉政权时，才在2015年正式开跑。

与SST相比，GST是更有效的收税与防止逃税工具，只是大马出台这新税制时，与削减补贴一齐出台，外加上马币贬值与2011年后房地产价值大涨，造成了百姓怨声载道的局面，最终新政权又改用SST。

只是从长远来看，大马会日益依靠SST或GST来增收，因为政治福利化与福利政治化会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民粹式政策，而这肯定会造成增税而非减支的选择。进而言之，大马公务员人数太多，退休公务员人数也渐增，以至2017年，公务员与退休公务员的支出高达1000亿令吉，占了总收入的近半。在减少支出难的情况下，就只好想方设法增收。

逃不了SST或GST

增收方面，由于大马的经济增长率已从1990年代的高速，转入21世纪的中速，未来可能是从中速进入低速，在中低速增长情况下，公司与个人所得税不易大增，这自然限制了这方面的增收可能。且大马人口也在老化，在2035年会进入高龄少子化的状态（即有10％以上的人口是65岁或以上），这就进一步致成了收入少支出增的压力。

在收入不易大增， 支出压力日大下，政府要增收就自然会选择SST或GST，且其征收门槛会趋低，而税率会趋高与收税范围会趋大的趋势。因为，不管有钱没钱，都得消费，逃不了，注定要中税。这也是何以日本与新加坡要增GST税率的根本原因；未来大马也逃不了，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对富有阶层言，生活支出一般会占收入中的小份额（除非很奢侈），而对穷低收入阶层言，生活必需的支出，如食、衣、住、行、教育等占到收入中的大部份，甚至一半以上。在这情况下，如何打造低生活费或可负担生活国，便成了最大挑战。这涉及了转移支付（transferpayment），也就是劫富济贫的选择，这个收入与财富重分配会是个尖锐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