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大马经济概貌与找出其问题点?一个简便的方法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结构著手。在2017年,大马的GDP是1.35兆令吉,除以总人口约3200万,人均收入为约4.1万令吉。预计2018年的GDP为1.43兆令吉,而2019年是1.53兆令吉。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率是4.8%,而2019是4.9%。由于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2019年的预测可能会出现颇大的失准。

从GDP结构看,在2018年,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矿业与建筑业的个别占比是55.3%、23%、7.8%、8%与4.5%。从这个构成形态,可看出大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达国,服务业的占比通常高于65%,多数甚至超过70%,而农业则低于3%。农(林、渔、牧)的产值与就业人口虽偏低,可发达国却不会发生饥荒,甚而至于会出现过度肥胖的现象。

人口转入高增值部门

之所以,在于农业生产力够高,或是有能力进口或补贴农业。比方说,在欧盟、美国与日本便长期大量补贴农业。至于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可见,关键在生产力,只要生产力高,便能以更少的人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剩馀出来的劳动力,则转移到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产值与报酬递增经济部门与活动。

伸言之, 大马要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关键在于把人口转入高增值与报酬递增的部门,如高科技制造业或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部门。能否实现这个转移与转型,便看大马人口的素质,如是否普遍具有实用的生产性知识与技能。这涉及了一个经济活动的素质事宜,也就是经济活动有高生产性与低生产性或高低增值的差别,而不是所有经济活动,均产生同样的市场价值,这是致力于国富民强者得注意的事宜。

一般来说,高素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以下特征,如具有高市场价值的新知识、新产品或服务,或新流程;深度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高研发的内容;快速的技术进步;注重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动态、适度的多元竞争;有较大的经济规模与范围经济(即物尽其用)的空间;较高度的产业集中;较高的准入与退出成本;有品牌信誉;较高的带动力与联系力以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不断的创新,而创新不限于产品的创新,也可以是流程、新市场,新供应来源与新组合等。当然,以上所例只是完美型参考,而非必须全备。世上没有那些十全十美的组合。

高消费低生产力

反之,低素质经济活动的特征则是相反,如缺乏市场价值的旧知识;通用与一般公开的信息与技术;低增长潜能;不必搞太多研发;低投入于人力资本;通常不需要太精密的分工与专业化;众人皆易进人与退出的市场;报酬递减,即投入越多,回酬越少的经济活动,如小片的农地耕作;只能靠廉价劳动力与割喉式削价竞争图存;过度割裂与分散的产业,以至发挥不了经济规模与范围效应造成浪费。

简言之,就是不能整合资源;产品缺乏广泛带动力与联系力,无法带动其他经济活动等。约言之,就是低技能、低生产力与低增值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增值与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与政府收入,如现阶段的大马。

幸或不幸,大马有颇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个资源有助于掩盖大马的高消费低生产力经济。如大马并非高收入国,可在3000万人口中,竟然有约1300万辆汽车与1300万辆摩哆,每天耗用大量汽油。

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 汽车拥有率竟然高居全球第36,远高于许多高收入国;也难怪前首相阿都拉曾感叹大马人没有一流的技术,却有一流的享受,更中了拐杖瘾、外劳瘾与补贴瘾这个三瘾。今天,许多大马人,尤其是低层40%(B40)常埋怨生活压力大,也承受不了6%的消费税,究其因最主要的还是收入长期停滞不前,只能靠人为地有限地提高最低资薪与派发生活援助金来缓和生活压力。

提升普罗知识技能

可缓和、缓解毕竟只是一时的治标而非治本的对策,万一油气枯竭,国油不再是可能的提款机时,又要到哪儿寻找出路?政府又怎么可能再养那么庞大的公务员与退休人员?更何况大马正走在人口老化的路程中。显见对症下药才是出路,也就是提升普罗的实用知识与技能,让他们顺利转入较高值的经济活动与领域中去。

当然,也应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个长年积累下来的老大难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换了政府便可全民当场脱离困境。以教育与培训为例,不仅政府的政策要改革,人民也得改变传统观念,如改变对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观念。当然,这个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内容也得与时并进,教师的资格与学习环境、设备也得跟上时代。

总而言之,这是个长期工程,无法求急功近利。其结果则是,人民的收入水平与政府的公共财政,也需精力与时间来改善。

这里也涉及了一个先苦后甜的二难选择,观之日台韩等高收入经济体,之所以成功转型是因为曾有战后的一代付出了“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代际替换。对中了补贴瘾的大马人言,这也是个难以承受的重。

此点,也可从汽油仅补贴低下层的精准扶贫政策饱受中产批评中一窥究竟。这些中产也会觉得他们是被忽略的“三文治”,这究竟是谁的错?大马的一些公共政策是否该负起部份的责任?如为了发展国产车而忽略了公共交通或是偏颇的教育政策。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