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孙和声：法治与民主的矛盾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公务员得搞众筹过活。在美国，这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可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如英国与大马，这是难以思议的事。之所以，主因在于美式总统民主与英式议会民主制的体制设计有所不同，而之所以不同，则涉及了人生观与具体的利益考量。这里也突显出，民主的形式也是颇多样的。

整体上言，在20世纪之前，君主制是盛行的政治体制，而共和制，如美国与法国，可说是少数派；惟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后，实践共和制的国家剧增，而君主制国家即便保住了形式上的君主制，可也大多是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明文，或宪法惯例制约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如大马。今天有君主的国家，只剩下30多个，真可说是世异则事异。

美国制度制衡机制

不论是共和民主或立宪君主，多数国家基本上均是实行宪政的国家，也有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国家大法——即宪法。这个宪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体与制度设计，如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混合政体），或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超级总统制。美国则是走三权分立与联邦相结合的美式总统民主制。英国则是议会与行政机关合一（议行合一）。

这个美式制度的重点是，制衡与其制衡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横向的三权分立，也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者间的权力分割；其中，总统（即行政机关的首长）与国会（即立法院）之间，可在许多事项上相互否决对方。这个否决权便是政府会常停摆的主因。

此外，联邦制则是一种纵向的权力分割，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也可互相制衡，进而保住州权利。大马也是联邦制，只是，大马是形式上是联邦，实则具有许多中央集权的要素，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立法、行政与财政上。

美国政体为何偏重制衡？这自有其历史背景与制度设计者的价值偏好与实质利益考量。从历史背景来看，17与18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一般启蒙运动与反专制的思潮。其中，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是一些启蒙主将如洛克（John Locke，1631-1704）的突出主张，其一般上也被视为是自由主义思想之父。由于重视保障个人自由与财产，自然会倾向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

体制背后的人性观

此外， 提出明确三权分立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也很重视财产保障与贸易，认为贸易有助于培养稳定社会的价值，因为战争会破坏国际贸易。

就美国的具体情况言，在1780年代，辩论制定宪法时，至少出现了四种不同的体制设计观，这些设计观背后又有特定的人性观在起作用。相信人性善者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也就是政府越小越好；相信人性恶者则考虑得更复杂，有人提出政府应有所作为，也有人提出政府权力应尽可能受到限制；甚至有人提出不同群体可相互否决议案的并行式多数的相互制衡观。

最终的产品则是， 制衡至上论胜出。之所以，一种分析是，宪法制定者多为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言，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比单纯的多数决与多数统治更重要。说白了，就是法治先于民主。因为若是多数决民主先于法治，那么有产者的财产便没有保障，多数无产者可制定没收有产者财产的法律。

因此， 为了防止这种后果的可能性，制宪者便设定了宪法至上的法治体制，也就是这一代（制宪者）制定一套可制约后人行为的宪定，宪决法规，要后人按这宪定法规行事。这也是为何，美国的制度设计有限定民主的主因，如选举人团、司法审查、小党难以生存的选举制度、放任游说、较宽的政治捐款制等，其后果之一则是，美国的投票率通常都在50％上下，远低于大马。

实则，同样被定位为完整民主的日本，其投票率也是长期低迷，有人甚至说日式民主是形式民主，实为官主（即官主主义），因政务官受制于官僚。

政治学者一般认为，法治多倾向保守维护即有的体制与秩序；搞宪政的专家甚至说法治与民主是对矛盾，也就是法治是既得权益者，设计来防止暴民政治的制度设计；只有事前，事先用一套法规来限定民主（多数／统治），有权有势者才会安心，有安全感。

法治先于民主？

法治论者也说，宪定约束对弱者也是有利的，首先它使有权有势者不会诉诸暴力来破坏民主；其次弱者富起来后，也要有宪定约束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易言之，这是双赢安排。防止暴民取得政权后，肆意妄为，是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良方。只是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左派，对这些说辞有意见。

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只讲政治民主，不讲社会民主或经济民主。这里的社会或经济民主，指的是平等。资本家认为经济平等有损效率与生产力，让人没有动力，可左派人士则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既讲政治民主，也讲社会与经济民主，因为只有收入与财富相对平等，才有可能实现完整民主。

资本家著重法治可预定性，社会主义者强调多数决与统治，不应用宪定约束来约束民主——这一代人民的决定。

进而言之，也可能说，法治是为未来设计的，而民主是这一代人的，不应过度受到上一代或前前代的宪定约束。在美国当然也有宪法修订案，只是修宪有修宪的既定程序，重大修宪门槛也很高。通常是说易行难。同理，大马也是宪法至上国，有些重大修宪除了国会之外，还需要统治者会议的认可，这也是法治先于民主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