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孙和声：印度式选举民主的悖论

印度是个充满悖论（Paradox）的国家，也因此而引人入胜。在政治上，它能归类为自由民主体制，其民主指数甚至排在全球第41名（2018年），比大马的59还高，以至有人用奇迹来形容其选举民主型体制。回想，在1950年代，有不少人怀疑，像这么一个人口庞大，识字率偏低，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民生贫困，中产规模过小的新兴国家，怎么可能让民主行得通？

可实践证明，它的选举民主体制日趋巩固；虽然，它也曾一度中止选举，且迄今其选举也带有较多的暴力与犯罪活动，可却很活跃。就经济而言，自1991年搞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表现也不俗。这几年来大体上也取得约7％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中国。这一点也是印度人引以为傲的。

从人口结构来看，印度是个年轻的国家，65岁或以上的人口，仅占约6％，远低于中国的10％。若善于利用，这是一个人口红利比中国有利得多。只是从人均收入或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看，印度排名又偏低，排在130多名。以得分率为例，这几年印席的HDI是约61分，低于中国的73或大马的78分。

经济与民主成就相反

易言之，印席的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入学率与人均收入偏低，与其他民主成就形成反比。如以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收入是2000多，而中国是9000多美元，相去甚远。

这就带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常被争论的问题——选举民主有助或有碍于经济增长？多国与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显示，两者间没有必然的肯定或否定答案，也就是说，得视情况而定。

印度的选举民主与大马有若干类似之处，如均是走单一议员选区制（也就是相对多数赢家通吃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在印度，人口有12亿，可下议院只有547名议员，上议院则是250名（每年重选1/3）。相对来说，大马下议院有222人，而上议员有70人，就显得太多。其实议员人数太多，也很难有充份时间让议员讨论问题。

印度式选举民主与大马有个耐人寻味之处是，大马政治充满了种族与宗教考虑，而印度则充满了种姓、宗教、部族与地方主义。这个格局也同样决定了原初认同与效忠压倒了普遍性的基本人权与社会公正。也就是群体认同先于个人与家庭的认同，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原初群体的权力与利益，而非普遍的个人权益。

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安全、粮食安全不理想与这类原初情结相关，使得印度的政治民主无法升级入社会主流与经济民主层次。印度与大马有一相同点是，印度宪法规定，公共领域如公务员、公共企业或政务，均得保留一定配额给所谓的落后种姓与部落。这规定使传统上处于低下层的民众，有机会上升做政治人物与公务员，也使得印度的民意代表有多种姓、多部落的特点。

配额制成反向歧视

积极言，这种配额制可说是一种积极的歧视或反向歧视，它使得低下层人有出头的机会，而不会代代处于低下层。也有人用补偿性正义来形容这种配额制度。只是从消极面言，也有人认为这有违量才录用适才适任的功绩制，不能用人唯才或在选举上选贤与能，会降低印度综合实力。这是个公理婆理的论战。

在印度有一个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种姓要求扩大配额，进而加剧不同种姓间的斗争，使其政治更趋种族化。其后果之一就是政治动员度高种姓或宗教或地方意识日强，而争取普遍的个人权利与利益，更受到忽略。毕竟，重点是群际竞争与资源争夺，个人是无力的，这就是印度式选举民主的一个特论。

选举民主，本来就是一个争取权利与利益的手段。照西方自由主义，所争取的应是普遍的个人权利与利益；可在原初情结占优势的地区或国家，选举民主反而成了群际竞争的工具。

在民族或宗教同质性高的地区或国家，超越种族种姓、宗教与地方主义的阶级是政治斗争的主轴；可在多元种族、宗教、种姓的地方，阶级反而被淹没掉。不仅印度如此，大马也亦然，如在大马，标榜阶级权利与利益的政党向来难以出头，如人民党与社会主义党。

在大马，在1950-60年代，华人社会也流行谈阶级，可进入1970年代后，因为马来霸权（或准确地说应是巫统霸权）上升，华人也不再多谈阶级，而转向谈民族自救，如化零为整的民族经济自救，甚至期盼民族救星的出现（如陈群川便曾被视为华人的民族经济救星）。

地方先于全国利益

这里也突显出人类未必常是理性的，他们也常被原初情结制约，情况就如民族或国族主义一样。在国际上，国家利益常先于全球利益，同理在多元种族、宗教国，种族、种姓与宗教或地方利益也常先于全国利益，若处理不当则易产生不必要的持久内耗，耗掉了国家的潜能。在这类国家，选举民主也可能成为两面刃。

印度的制宪者之一，安培克（Ambedkar）在1949年时曾在议会说到：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政治民主，而应把政治民主提升到社会民主的层次。除非立基于社会民主基础上，否则政治民主也难以为继；而社会民主则要求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到位。这也是印度宪法中有配额制的主因。

当然西方世界也争论这个课题，只是这恐怕是说易行难，当然先进民主国家盛行民粹主义与排外，便突显出，即便在先进民主国，这也是个高标准要求。实现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恐怕只能是低程度而非高程度的，即便如此，也只能抱著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悲观又积极心态去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