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吊诡的大马薪资变化

薪资增长率追不上物价上涨率，是近年头普罗大众的抱怨，也可以说是2018年政权更替的众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其发生动机为何？

大而化之地说，大马物价普遍上涨由来已久，至少2007-08年的油价大涨是个分水岭。在这次油价涨潮中，当时的政府让油价一次涨个够。其后果，当然是涨声响起来，而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一样，多具有刚性（rigidity）或粘性（stickiness），也就是易涨难跌。即便致成涨声不停的因素消失或缓和，已涨了的物价，一般不会同幅度地水落船低。

随后的补贴合理化（即削减或取消补贴），马币贬值致成的进口型通膨，最低工资与2010-14年的房地产价格大涨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消费税（GST）则是火上加油，进而导致变天。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薪资水平大体上停滞，自也是同样的起因。对此，2018年国家银行年度报告中，有一篇专题报导，文中分析，到2016年有27％的吉隆坡家庭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工资增长高于生产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2012至2017年，大马的实质工资增长率其实是高过生产力（率）增长率的。如2012至2017年的生产率，依序为1.6、-0.9、3.7、3.5、3.5与3.6，而薪资增长则同期各别是4.3、6、5.7、5.8、4.5与3.8。可见，薪资上涨率其实高过生产力的上涨率。

从经济理论来说，这会致成通货膨胀，因为成本的上涨会转嫁给消费者，这也是何以学界一般强调，工资的涨幅应与生产率挂钩的主要原因；否则，有可能形成工资与物价上涨互相追逐螺旋，如1 9 7 0年代的英国病，最终导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搞新自由主义政策。

尽管工资是上涨了， 只是总体而言，大马普罗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虽然呈上升趋势，可依然不算很高。从国际比较来看，工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水平，菲律宾、墨西哥、埃及等国家均低于30％，泰国是33％，而大马在2017年则是35.2％，高于2 0 1 0年的3 1 . 7％，也就是逐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美国，这占比则是53.8％，表面观之，这是可喜的变化，只是事实又另有一个不那么可喜的一面。

过去几年，工资在GNI占比有所上升，主因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而不是产业的升级。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入到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服务业的特点是多数均是在地的，而不是出口取向的，且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如批发零售、饮食业、住宿、建筑、美容、医疗等。

高教就业机会不足

由于这些劳动密集行业缺人手，故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可问题是这些服务业大多是低工资、低福利的店员、服务生类的行业，而不是新兴高增值的服务业；因此，它实际上并没能多大提升一般就业人口的薪资水平。易言之，不是因为生产力提升而导致占比上升，而是雇用了更多人手，使薪资占比上升。说白了就是量变没质变。有趣的是，最低工资制虽拉高了低技能工的工资水平，却没能拉高大专生的薪资水平。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根据大马雇主联合会的资料，受过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入职薪资竟然是不升反跌。也就是说，虽然在2010年高教生在整体劳动力的占比是23.6％，而在2017年上升到28.3％，这应是可喜的现象；只是令人沮丧的是，就平均而言，在2010年，高教毕业生的入职薪资是1486令吉，可到了2018年，竟然是1376令吉；同理，硕士生则从2923令吉掉到2707令吉！

这是否就是中国人所谓“学历通膨”现象？也就是因为高教生太多（在中国一年约有800万高教毕业生），结果其文凭如钞票一样，因超发而贬值。在大马，在2010-17年，年均有约17万的高教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可市场却创造不了那么多的高教就业机会。这就使得大马也如中国一样出现了白领就业机会不足，可蓝领工却又闹人手荒的吊诡现象。这也是发达国的一般现象。

教育与市场需要脱节

高教是一项投资， 若钱景不佳，会不会冲击到人们对大专教育的价值判断？大专教育究竟是物超所值，还是物非所值？记得20年前，大马便大谈知识经济，也在1 9 9 0年代开放高教，可遗憾的是出现了重量不重质的偏向，更严重的是，学习内容与现实的市场需要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政府还得花一笔钱再培训大专生，甚至由政府出钱，要私人企业雇用无业可就的大专生。

同理，政府也在这10多年来大量雇用高教毕业生，以至首相马哈迪常抱怨说，他在2003年退休时，公务员仅有约100万，可今天却是170万，这还是讯息化的时代，节省劳动力的时代呢！

理论上言，大马需要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可大马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又没与发展需要挂钩，以至普遍出现错配现象。这已是个长期趋势，而要改变这趋势也非一朝一日可看到成果。

从对策来看，改革教育与培训、政府转型为公共投资国、强化产业与工商界协调、推动用人唯才制、对实用人才大开门户而非封闭自保、以更好的条件吸引高素质投资、减少民粹主义等均是一些可考虑的出路。约言之，政策要从实际出发，更著重务实而不是太多高调或政治化。因为，这是个高度竞争化的时代，每个国家均想力争上游，不进便只能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