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经济增长对金融安全

经济要增长，债务要管控，可债务又是推动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个矛盾如何解？政治人物为了政绩，或多或少会变得短视近利，只顾眼前不顾长期后果，已是选举民主国的常态；可中央银行的职责则是要兼顾增长、汇率与物价稳定，及更广泛的金融货币安全，故不能盲从政治人物的要求。

这样的冲突不仅见之于美国特朗普与联储局之间，也见之于大马的财长与国行之间。财长扬言，若申请不到贷款（主要是房贷），可向财政部投诉，而财政部会彻查。财长这种发言，与政客要干预司法没有两样，均是从政治需要，而不惜侵犯独立专业机构的做法，是该自我检讨的贸然之举。

不过，特朗普与财长这类发言也突显了一个经济现实，那就是，信贷与债务已成了当代经济活动的命脉。在一定程度上，信贷与债务确是主宰当代经济盛衰的主因，可过其度也是致成金融危机的主因。

资不抵债危机

学界近年来流行“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这个术语，其义是说，当代的金融危机常是由过度放贷致成的，而这个过度放贷与债务高筑，又致成了资不抵债的，也就是资产不足以还抵消债务的偿债危机。这个现象又可表现于5个方面，即政府、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国际收支方面。

以美国次贷为例，所谓次贷就是指评级不佳的贷款，是优质贷款的反义词。如果举债人能力不足，可要勉强让他取得贷款，风险当然会升高。若少数的个别人士或企业是次贷者，万一发生不良贷款，也只是局部的非系统性风险。可若有大量人士是次贷者，万一出状况，那就可能是全局的系统性危机，这个系统性危机还可能恶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美国2008年次贷起源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资不抵债），而家庭还不起债，又拖累了金融机构，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也衰退，甚至有可能出现银行挤兑的系统性危机，使全国陷入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央行便被逼介入，结果是公共债务暴涨，形成了政府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恶性连锁反应。

在美国，由于美元是享有嚣张特权的国际通行货币与储备货币，发行大量美元还可由全球分担，可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霸道的特权，政府在短期内大印钞票只会致成失控的通货膨胀与大幅的货币贬值，甚至钞票变成废纸。也因为如此，央行得本著审慎原则行事，而不能仅仅考虑单一目标——即经济增长。

债务留在下一代

实则，全局性的金融稳定比短视近利的增长更重要。伸言之，若每个国家均可无上限地举债推动增长，全世界也没有穷国了，每个国家均可靠钱生钱来坐享其成，可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

同理，希腊会发生债务危机，起因在于政府长期寅吃卯粮，举债度日，最终也因长期收不抵支而爆发政府型资产负债表衰退，进而又冲击到放贷的金融机构，逼得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介入，而希腊也得大幅裁退公务员与大砍公务员薪水与养老金。这都显示出，举债是有什么代价的。

当然，也应看到，当代经济是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若适可而止是有助于推动增长，可问题是，有了这个便利的工具，政客就会禁不住滥用之。反正以后未必是他执政。

伸言之，债务可留给下任或下一代。要点是目前搞活经济，保住政权。不仅大马，许多发达国也是如此，也因此发达国的平均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百分比是约100％，日本甚至是245％！如何处理这些高债务？最方便的方法便是债留子孙，让下一代为上一代承担并非他们所举的债务，成为债务奴。

若当代人有责任，也有一些可考虑的方法，如减记；出售国有资产；债换股（debt for equity）如让债权人入股国有企业，用通货膨胀消债，如目前日本政府想干的阴谋，只是历经了1990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人已杯弓蛇影，进而使通膨大体上失效；另一个方式是重估让金融资产价值，以便股票、房地产等大幅升值，进而人为地使资足抵债。

须提高经济增长率

不过，这个方式的可持续性颇疑，美国还可能做得到，其他国家就难了，约言之，上述方法大体上是治标之道，而非治本之道。

那治本之道在哪里？答案是，高于债务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率，理论上言，只要增长够快，也可持续及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债务，那就不成问题。只是如何确认这个增长是生产性与可持续的？举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如何？若问题的根源是房地产，那这个举债或放宽放贷，便是以毒攻毒，中了毒应戒不了。与其以毒攻毒，倒不如设法让房地产市场软著陆，以免一旦发生家债危机，而危及金融机构，如美国次贷。

其实，当前大马面对一个要否减债特别是家债（高达GDP142兆令吉的118兆令吉，也就是占约83％）的挑战。这个难题是，自1997-98年危机以来，大马是靠内需（也就是国内消费）来推动经济；也由于行之已久以致家债高筑（其中房地产占了约54％）。

这里的难题是，若继续提高家债，风险日增，在这个风云多变的当代经济，没有人说得准会否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债务危机。

可若继续减债经济更不能动，进而冲击到政权的支持率。在这种情况下政客选择放宽借贷是可以理解，毕竟保政权保位才是根本。问题是专业与独立人士或机构如央行，亦有其专业守则与判断，也较可能做出较合理的平衡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