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马中关系

2019年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5周年，我希望籍此谈谈因大国战略竞争而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马中关系之于东南亚整个区域，究竟有著怎样的重要性。也因为马中关系有著区域的指标意义，马来西亚更迫切需要深化对当代中国的理解，正如中国也要进一步认识当代东南亚。

1974年，马来西亚是东盟于1967年成立后第一个与中国建立邦交的成员国。那是一个美国还在打越战、马来西亚政府仍与马来亚共产党战争的年代。1974年对马中两国而言，都是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从1990年起，敦马哈迪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对话与合作，为受到孤立的中国打开了与世界接轨的一扇门。

马来西亚虽是小国，但在马哈迪的领导下，是第三世界当中重要的意见领袖，在许多国际课题发挥影响力。

今天的我们又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柏林围墙倒下以后，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而我们今天很可能已经来到了“后后冷战时期”，意味著1989年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已经在2019年宣告结束。我们看著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没有人晓得接下来会有什么挑战。

即便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危险，也会变得更复杂。自1989年以来，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已经不再是全面掌握话语权的唯一强国。美国如今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其他中等强国包括伊朗、土耳其、日本和印度等也有一定的角色。

我们要认清，无论在贸易战、军事和其他的角力，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已经不纯然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喜好，也反映了美国跨党派对中国的共同情绪和态度，无论特朗普连任与否，都大有可能会延续。

但换个角度，在这更复杂的世界中，意味著如马来西亚般相对较小的小国，也有机会左右国际大小事务的结果。

我国在2018年大选后，在国际社会扮演一股重要的声音，在趋向两极化的世界中尝试坚守中间的位置。除了马哈迪，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与国防部长末沙布，也已多次重申马来西亚的立场——我们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我的朋友国际关系学者郭清水博士称之为“对冲”（hedging）策略，但我认为马来西亚所做的不仅仅只是要对冲避险保护自身利益。我们做的是积极的中间派，与各国通过外交和合作，避免世界变成只有中国与美国的竞争。

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要性

如此谨慎却大胆的外交方针，将有助于马来西亚成为区域的意见领袖，正如马哈迪前阵子声援华为的谈话，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则是有关一带一路倡议，马来西亚在2018大选后，由新政府就中国项目重启谈判，这有可能会促使中国在日后的项目中，更著重财务透明。

马来西亚必须加强发掘和运用自己的潜力，透过积极外交和倡议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中等强国。为此，马来西亚必须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

赛夫丁和教育部部长马智礼和我多次讨论了提升马来西亚有关中国、中东、南亚及东南亚研究的必要性。

我希望借由政府、私人界和社会的互相协力，在未来十年的时间为我国孕育至少100位来自各族的博士，专研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外交与社会。无论是毕业自中国、美国或澳洲都好，只要他们投身在马来西亚政治、公共服务、学术界、智库或企业，把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贡献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然，我们也要有制度性的框架推动这个目标。

20年前，我在新纪元学院上过中文系课程。我们不妨维持中国文学的研究，但政府和社会要有系统地大量投入更多的公共和社会资源，推动研究当代中国。

我们必须认知：通过在中国经商的马来西亚华人理解中国经济，与真正建立研究中国经济的专业经济研究人才库，是两码子事；又或者，有著很多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中文系人才，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国防和外交，几近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如果我们在十年内，也为当代中东、南亚、东南亚的区域研究各培育100位博士，投入各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马来西亚将会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学术重镇、进一步认识这个复杂世界的重要窗口。

很多马来西亚人精通阿拉伯语，但是本区域比较认真研究当代中东政治和经济的，竟然是新加坡。（上篇）

马来西亚可以成为聚集各国学者的地方，透过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让大家就未来世界的演变集思广益。譬如说，一些专研美国的中国知名学者被禁止入境美国，专研中国的美国知名学者也可能无法安心进入中国。欢迎他们来到马来西亚召开学术会议，也借此协助提升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了解。

中国理解东南亚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中国也得以新的研究途径，加深对当代东南亚的理解。中国若要崛起成为不令周边国家忧心的和平大国，需要对东南亚国家释出更大的善意，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无损区域各国的利益。

相较于东南亚各国，中国需要知道自己的庞大。就如中国指控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霸凌，中国同理也要排除其他小国疑虑，避免他们一样把中国视为霸凌者。

为了就外交政策做出正确的调整，马来西亚与中国双方都要深化对彼此的研究。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有五间大学设置马来西亚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加强的空间，中国也同样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栽培一批专研东南亚的学者。

重视大国外交的中国，过去培育了许多研究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的优秀学者，但来到今天这个大国战略竞争的时局，中国需要更多的东南亚专家，协助中国更敏锐地处理东南亚的外交事务。东南亚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窗口，而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较为开放和友善，有异于东北亚美国盟友的日本与韩国。

中国现有的学术界对东南亚的研究，把大部分的资源耗在华侨研究，以为借此可以了解东南亚社会。事实上，这无法让中国真正了解东南亚，这也是中国必须突破的盲点，要竭尽全力避免从华侨的视角来看东南亚社会。

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任内做出了明智的政策决定，把离散海外的华人一律视为各自居住地的公民，而非中国的侨民。

中国学界必须更全面地认识东南亚国家，以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美国在1960年代占据优势的时候，因误判东南亚的形势而败于越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加深对东南亚的了解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趋向两极化的时代里，广结善缘结交更多的朋友。

马中关系并不只是双边关系，也有著标杆作，有可能引领整个东南亚，甚至区域外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良好的合作平台。马来西亚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理解当代中国，同时中国也一样要了解当代东南亚，马中关系才可以一起创造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