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松：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6月9日爆发百万人的抗议示威游行，到了6月16日更达到200万人，堪称有史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香港特区政府准备通过的“逃犯条例”是示威的引爆点。一旦该法律草案修订后，香港将有合理的法源以向中国、澳门和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和进行法律协助。现时特区政府宣称原有逃犯移交条例不包括中国及澳门是“法律缺陷及漏洞”。

修法的起因源于台湾台北市的一宗命案，受害者潘晓颖与疑犯陈同佳均为香港居民，两人是情侣关系一同前往台湾旅游，未知何故潘晓颖被杀弃尸，其男友陈同佳则案发后搭机回港。基于港台没有引渡条例，嫌疑犯陈同佳无法引渡到台湾受审。

香港特区政府的理据是要完善法律，使两岸三地的逃犯无法钻法律漏洞，逃过法律制裁。作为一个法制严明的社会，其实香港人没有理由抗拒政府的“用心良苦”，但何以香港人就是不买账，还展现巨大的力量反对到底？

挑战一国两制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前，这个被英国统治的地区享受著无拘无束的自由民主，这个自由民主的价值早已根深蒂固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确是创造了繁荣与进步，特别是香港的廉洁、高效率，与司法独立名列亚洲四小龙，在国际排名上经常与同样民主体制的新加坡媲美。

为了缓解香港、澳门对中国法治体制及主权移交后的忧虑，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1984年提出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被英国统治近150年的香港，投回中国怀抱，并没有引起港人的兴奋，反而产生许多忧虑。港人在这块土地所蕴含的西方文化、教育和价值与中国有别，中国的强权政治、一党专政，是港人“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的。

邓小平是有远见的，香港的自由及其优异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国际接轨的便利。但邓小平或许没有意料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走到今天会爆发如此巨大的示威群体运动，“反送中”显然是对一国两制的挑战。

香港人对“高度自治”的理解与中国中央政府有巨大的落差，香港的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一向为人称道，这是中国体制所难以想像的。对很多人而言，中国近14亿人口，民主的体制不一定适合中国。香港人要的民主自由，恰恰是中国给不到的，但中国要拿走香港人的民主自由，也恰恰是香港人无法接受的。

对中共而言，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其实是有条件的，即：“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对于那些在情感上认同英殖时期而反对中国的人，会被贬称为“港英馀孽”，充满贬意与敌意。

2014年9月连续79天，港人争取真普选也曾爆发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史称“雨伞运动”。参与者超过百万人，他们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

香港的反中示威不会消减，中国越是用“威权”来管制香港，只会造成更大的反弹与反制。这是中港两地对政治管理两种截然不同价值观的“对撞”。港府受制于中国，不得不听命于中共领导的意见为依归，香港人也知道与中国对抗最终受害的不单是香港本身，特别是经济。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也倍受抨击。

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国情意结，在“反送中”与“支持送中”的立场也出现对峙的局面。从民主人权的角度，没有人能否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就如我国过去几届大选所争取改朝换代与净选盟号召的示威游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面对中国的强大，对港府面对香港市民的抗争，曾经支持净选盟者突然出现价值混淆与错位的现象，令人称奇。

一些人对美国不满，当中国经济遭到美国的打压，总认为是外来势力有意颠覆中国，逼迫中国走向穷途末路，一蹶不振。因此当港人把西方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去要求中国时，他们立刻标签这些人是受到西方思想的荼毒，“中国胶”捍卫中国成了彰显正义的手段。

港中互不信任

香港人的抗争，受到世界的瞩目。台湾对香港一国两制出现的群众反抗运动，看在眼里，痛在心理。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总统参选人不得不表达拒绝或回避“一国两制”的心态。

香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区，但这几年的发展，证明了香港人面对中国的管制，仍然是存在极大的不信任。香港人不信任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不信任香港人。没有互信的基础，香港人唯有选择利用肉体来争民主与自由。港府受制于中国，其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一些学者就指出，中国一手“打压”香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灌输“正确观念”，对于身处资讯世代、具本土意识的年轻人可能适得其反。香港摇滚乐队Beyond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流行歌曲“海阔天空”，深受港人喜爱与流传，歌词中写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尽显香港人的心声，表达著最深刻对自由的向往与执著，到底有多少人能从心理“读懂、看懂、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