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对主义的恐惧解读

质言之，某些人会表现出某种想法、态度及立场，的确有可能与某种心理状态有关。如所谓的“大中华主义”、“大马来主义”、“大伊斯兰主义”、排外主义、种族隔离主义等，据某种说法，是与相关群体的“恐惧”有关，即因现实中的不堪经历，乃至印象或想像中的威胁，就衍生了有关主义。

然而，若把上述主义都归因于恐惧，恐怕也有点以偏概全，因历史上某些“大”主义的诞生，不一定是相关群体正处于（或经历过）某种艰难、危机、厄运，反而是其人最风光、最得意、最耀武扬威之际，比如19至20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其中至典型者，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宣称的“白人的负担”，就显露了更多的“昂扬”和“傲慢”，而非恐惧。

在古代中国和欧洲，当皇权和教权最辉煌之时，也有类似“大中华”、“大罗马”和“大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奋力强行各种单方面的团结、统一、开化、教化、同化等论述及立场，结果给周边少数群体带来不少压力。

易言之，今天坊间某些华人所显露的“大中华主义”倾向，可能也未必出自急于寻求政治“靠山”的恐惧和孤苦心理，而是蛮“乐观”、“正面”的纯粹相信、主张中华文明以及其当前的世俗代表（即中国政体）乃值得赞赏、支持、响应的（这有点如某些宗教信徒，尤其支持被视为现代基督教文明堡垒的美国政体那样）。

保持开放摆脱牵引

说到这里，或可一提的是：若恐惧理论不无其道理的话，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本地华社某些人尤其浓厚的“本土主义”，即总是念念不忘如何与中国或中华元素保持一定距离，并热衷寻找某种具异质性的“本土特色”，以摆脱或淡化中国或中华的影响。

这种本土诉求，会不会也是出于作为少数群体而可能被本土主流群体否定、排斥的深层恐惧呢？易言之，在政治身份上，“中国”乃至“中华”都是一种负担、累赘、绊脚石，所以必须对其摆出尤其明确的“抗拒”乃至“叛离”姿态来寻求在“异域”的生存空间及安全感？

不论是大中华主义或本土主义，如果都源于某种恐惧的话，那的确是很不幸的事，当事人诚值得被同情、理解。在一个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如此恐惧著实不该存在。因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应该享有作为个人的权利，包括不必承受各种出于种族、宗教、语言、地域等政治认同论述及结构所绑架、摆布、操纵、恐吓，以至沦于心理扭曲的自由。

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自由，应该就会少一些恐惧，也多一些对他者的开放和宽容，那就不必被各种带著复杂的政治情境和因素的主义所牵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