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的公共债务是否过高?债务过高会产生什么效应?是国人关心的课题。政府也设立了一个债务管理委员会来处理这个课题。

根据财长之前的披露,2017年大马的债务总额是1兆870亿令吉,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80.3%。在2018年,则是1兆700亿,占GDP的74.8%。这个债务只指联邦政府的总债务,不包括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或其他法定机构债务。就联邦政府1兆700亿来说,其组成部份为帐面直接债务是7410亿,或有债务,即政府担保债务1240亿、一马公司是310亿,以及租赁类为1746亿。

债务总额占GDP的74.8%是否过高?若按照欧盟标准,一国年度预算案赤字额应低于GDP的3%,而债务总额则应低于60%。只是标准归标准,欧盟的主要经济体如英、法、德等均超过60%。平均而言,发达国债额占GDP的占比是约100%,日本更高达240%;因此,从发达国家实况来看,74.8%并不算极端高。

多数国家有隐蔽债务

只是就发展中国家水平看,则是偏高,因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是约40%。整体来看世界平均是约60%。若以世界平均水平言,联邦政府总债务是偏高,但也不算极端高。

此外,从组成的角度看,政府担保债务未必会发生,顶多只是局部发生;因为这部份只是或有债务,理应分别处理,而不宜混在一起。另外,对于租赁部份,在实际处理中,是属于行政开支的部份。其实不少国家特别是在1980年代流行新自由主义以来,政府支出用长期外包的形式来处理。

约言之,不少国家包括大马,均有一定的隐蔽债务,这部份是否应归类入正规的直接债务见仁见智。一贯以来,大马的处理方式是,只以正规直接债务在GDP的占比来呈现,也就是不包括或有或间接债务。若只用直接债务来呈现,这几年来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大体上占GDP的约52%。

历史地看,在1970年代这个占比通常是40多%;1980年代则是80多%;在1986与1987甚至个别高达106%与103%;进入1990年代,又逐步下跌到40多%;21世纪前10年也是约40%,而2010后则是约52%,也就是未曾高过有约束力的55%。

贸易长期逆差打击大

除了呈现方式,对于债务也应有一个较全面的看法。首先,除了债务之外,也应看资产,也就是较全面的呈现方式应是资产负债表,这样才知道是否资足抵债。若是资足抵债,特别是资产中,流动性资产占比颇高是不必担忧债务的危机,如新加坡的公债占GDP的103%,可由于新加坡政府拥有许多资产,资足抵债。因此,并没引发恐慌。

伸言之,在呈现债额时,也应呈现联邦政府的资产如国油、国库控股、政府在官联公司占有率与资金总额、政府拥有的其他资产如土地、建筑等。

其二,要看内外债的占比。若是内债占比高,政府的周旋空间就较高。现阶段联邦政府债务中,直接外债占约4%,外有约27%是非居民拥有的本国债,也就是以令吉计算的债务。易言之,有约70%是欠本国的,只要债留本国,还本付息的资金能在本国流转,也较不会发生金钱荒的现象。

以日本为例,公债是全球最高的,可迄今却尚未破产,主因之一便是,国内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来维持内债;另外,由于自1990年代后期便走零利率政策,大大减低了还债压力。

其三,要看国际贸易是否长期出现逆差。总的来说,主权国家会出现债务危机,通常有多重因素。其中债额占GDP高于60%,此外,国际贸易长期出现逆差,是个关键打击因素。大马在1997-98成为东亚金融货币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主因之一便是出现好几年的逆差。但自1998年以来,大马便长期出现贸易顺差,也就是有盈馀。只要有盈馀,有钱不断流进来,加上外资大量流入,就不易出现危机。

其四,要看一国的经济增长潜能,以及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中长期潜能。其实一国会否出现违约,不完全取决于公债在GDP的占比,因为也有不少国家的公债占比低于60%依然会违约。

进而言之,市场信心比标准化比率更重要,而市场信心则是多样复杂的,它包括政治社会稳定等非经济因素。就经济因素言,经济增长率是否高于债务增长率,且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才是关键。其次,也要看一国的收税能力潜能及收入对支出的占比变化。若政府收入潜能高于支出潜能,表示其具有减债能力。

温和通胀有助减国债

大马的真正挑战,其实在于中长期的增长潜能与政府的收支占比变化,这两者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关联在于若总体的宏观增长不佳,政府收入自也受到打击;区别在于,收支占比是收足抵支或收不抵支,实为一个政治课题。假设会出现民粹化竞赛,就很难实现收支平衡的预算。

由于选举民主易出现政治福利化与福利政治化的趋势,且福利有易发难收的特性,故收支平衡是不易实现的,这是何以发达国会债台高筑,且易高难低的主因。故除非出现重大的打击,否则多数国家应会出现收不抵支常态化的现象。

约言之,有素质的可持续增长是最佳出路,这是一个大课题。在现实中最常用的减债方式,则是通货膨胀。只要不失控,温和通胀可以是一种无形的通胀税(即加税)。因为钱的价值不在于其面额而在于其购置力。政府只要多印钞票,便可消债于无形。此外,通胀也可刺激资产升值,让有产者身价提升而增加了消费力。政府当然也可因而抽到更多税,如印花税与资本利得税,可谓一举多得。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