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工业化与脱工业化

一个的经济增长（量变）与发展（质变）是否必然是直线向前向上的？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地看，在18世纪之前，中国与印度曾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可进入18世纪后期，西欧便逐渐取代中印。之所以如此，则与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有关。因为，科技进步促进制度变化与市场的扩张，大大地提高了西欧诸国的生产力，也扩大了其人口规模。

自古以来，人类主要是靠农业与畜牧业为生，也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了手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只是在187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前，生产力的增长是有限的，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可工业革命发生后，形势大大改革，许多农业与农村的剩余人口转入城镇与工厂干活，而人口的相对集中，也扩大了经济规模效应，进而为更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提供了基础。

这个工业化进程，可说是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诸国掌控世界与殖民他国的物质条件。蒸气机、火车、电力等创新，成了西欧国富兵强的物质条件，至于美国能在19世纪后期崛起，更在20世纪主导世界与其工业化进程相关。德国与日本在二次战时会被打败，也与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有关。

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

可以说，工业化，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化是一个提高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表要因素。因此，二次战后，新兴独立国也纷纷搞工业化，力图经由工业化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纳，经由初级产品的多层次加工，提高其增值，也经由更广泛的分工与专业化来加速生产力的提高。

从战略上言，这是正确的进路，毕竟亚洲四小龙与1978年后的中国，也是靠工业化快速崛起，只是四小龙与中国可能是经由快速工业化与扩大出口，实现国家高增长的最后一班列车。错过了这班列车，就很难经由高速工业化与扩大出口来实现与维持长时段的高速增长。

之所以，主因在于发达国要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是公平贸易）、技术进步以及区域化与全球化致成的贸易与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等。这些综合因素使得新兴国家难大搞高速工业化；或者仅能在一个短时段内搞快速工业化与出口扩张，其结果便出现了有限工业化或是过早脱工业化的进程。

脱工业化限制致富进路

过早的脱工业化限制了新兴国快速脱贫致富的进路，逼得他们得另谋出路。对小国寡民的地区或国家言，服务业不失为一个有效选择，因为小国本就缺乏搞工业化的条件，可对于中型国家言，服务业并不是一条快速脱贫致富之路。如印度便是一个实例。印度虽然可以靠高技能密集的讯息产业崛起，可毕竟可雇用人数有限，不足以全面提升全民的生活水平。

本来经济发展进程，本就是从农入工，再从工入商（服务业），如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制造业在1995年的GDP占比是19％，日本是23％，可到了2015年，已个别掉到12％与19％。德国倒是例外能保持23％的占比，而有亚洲的德国之称的韩国，也能保住30％的占比，惟这是例外。

因为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占比均在12％上下。换言之，发达国均普通出现产业结构软化或柔性化的趋势，也就是非物质生产的服务业占比节节上升，而物质生产的农业与制造业节节下跌。

当然，这也是就占比言，而不是就经济额言，也就是说随著GDP扩大，服务业的占比趋升，而其他产业的占比趋低。

这个软化也导致了产业空洞化趋势，主因是制成品是高可贸易性的产品，而服务业大体上多是非贸易性的在地服务如饮食、美容、住宿、零售等均是人对人的在地服务。因为是人对人，故劳动力密集度高，自动化程度低，生产力自然也难大幅提高。

当然，服务业中也有可高度讯息化的如金融业便是可大量节省人力的高科技化产业，可这毕竟是相对少数。在发达国，GDP的构成大体上是农业1或2％，制造业16％与服务业70％或以上，余者为矿业与建筑业（通常共占约8％）。落后国如印度则是农业18％；工业30％（其中制造业17％）；服务业52％。

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其农业的GDP占比，以及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均是致高的，而发达国则偏低。同理，低度发展与高度发展的国家，其投资占GDP的占比会偏低而消费占比会偏高。这意味著，低度与高度发达国，均是低投资率国，也是增长缓慢国。因为投资与出口是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如中国。

就大马来说，在1987-97年这黄金高速发展期，也是高投资率与双位数高出口增长率时期；之后，由于投资与出口失去动力，增长率也从年均约9％下跌到约5％，处于L型平原期。若无重大变化，相信未来的增长率也会是5％上下，之后再下滑。之所以，主因在于自1998年以来大马便逐渐出现过早脱工业化与出口减速的趋势。如在1970年，制造业占GDP的14％；1980年占19.6％；1990年占27％；2000年占31％；2010年剧跌至24.5％，之后便逐年下跌至2018年的23％。

本来，脱工业化或产业结构软化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可大马的情况是，工业化的素质本就不高，主要是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耗能，资本推动的投入驱动型增长，或者称为粗放型增长，而不是高素质的增长，也因为增长素质不高，且高度依赖外资而非内资，这就逼使大马得与低人均收入国竞争（越南）。

大马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人均收入约近1万美元／4.2万令吉）可却得与低收入国斗廉价，这也决定了大马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难有大幅提高的机会，进而也冲击到联邦政府的收入。做为一个发展中家，若民间投资不振（特别是生产性投资），而政府又因行政支出占比太高（约82％），进而限制了政府的生产性投资。

可以预见， 除非有大量外资涌入（如1980-90年代），否则大马经济的增长前景将是从中速走入低速，特别是在2030年后（因人口老化）。目前大马可以说是个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或者说是未富裕先安逸的安逸国。未来，大马得面对未富先老，福利支出剧增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