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是改变20世纪的一股重要力量。在第一与第二次大战后,及1989-1991的东欧与前苏联曾先后出现过三波的民族自决浪潮,也大幅增加了主权国家的数量。进入21世纪前20年,整体上,这般力量虽挥之不去,可似乎已经难再发挥往日的作用。

之所以,总的来说,目前国际社会如联合国并不积极支持这股力量。毕竟,当前联合国仅有197国成员国,可全球的民族、语群、教群等,估计有5000多,若每个族群均要求拥有自己独立领土,这个世界将难有安宁,也可能会出现众多不可欲的族群清洗可悲事件,如19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

实则,即便在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发达国,也要对此持谨慎态度,如英国的苏格兰或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均未得发达民主国如美国积极响应。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的运动,更难有结果。因为国际社会不想再看到另一波具有传染性的民族自决浪潮。实则,主要大国如美国、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等,本身均面对这类困扰,更不会去干扰他国的这类运动,以免自招麻烦。

不易取得国际同情

即便是美国,虽然曾一度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可随著美国本身实力的相对衰退与其他大国的崛起,美国也不想再扮演英雄国家的角色──除非别有政治目的。只要美国这个一超多强中的一超不想再扮演英雄国家,或需要付出太高的代价,世界各地的民主自决运动,便难有大作为。进而言之,民族自决运动会更孤立,特别是涉及一国固有领土完整的民族自决。

一般来说,追求外部民族自决与独立的运动会较易获得国际支持,如20世纪的3波民族自决基本上多是殖民地要求独立自主。由于是殖民地,故易获得国际同情;可若是原属于一固有领土的一部份的民族自决,就很难获得国际同情,且实事上,世界也变了。

在20世纪,由于大国博奕,如美苏博奕,彼此均支持敌对阵营“党内”的民族自决运动。于今天这个条件已不强,首先,苏联已瓦解,共产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其次,主要大国的内部问题日趋严重,自顾不暇,其国民也普遍上反对本国干预他国事务如美国便日趋孤立主义。

在这种条件下,只要一国国内的少数族群、语群没有受到诸如民族清洗或高度被压迫的话,要求独立自决是不易取得国际同情,更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实质支持,如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毕竟,台湾或香港被视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份,独立要求缺乏正当性。

更重要的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国的综合实力会日趋上升,甚至有可能会在2050年超越美国。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公然与中国为敌。当然,世事多变,没有人知道未来30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现实是,至少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日益上升,与中国为敌者,免不了会付出重大代价。

据此而论,从实际出发,多元种族国家中的少数群体,应要求较高程度的自治而非民族自决。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或加拿大的魁北克,以免自招灾难。理想归理,现实是现实,人均活在特定时空与历史的制约下,而不是凭空出现。每个国家的多元民族难免或多或少有这个那个不满,这是常态。

民族联邦模式

可要实现欲求也得从现实中争取可能得到的要求,而非超越现实,不仅港台如此,其他国家也是样。至于应如何处理这类民族自治的课题,当然得视国情而定。基本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若一个民族高度集居于可其特定的世居地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语社群,或苏格兰民族,他们可要求高度的民族自治而非独立。

这个方式可称为民族联邦模式,瑞士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大马,沙巴与砂拉越和西马的结合,其实也具有民族联邦的性质,如东马两州享有移民管理权,也在语文与宗教上享较多选择权。这种方式不失为一个出路。当然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应达到什么程度,得视协商而定。

对于民族杂居的地区,如西马,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国家可设立一个多元族群、教群、语群理事会,让他们在这理事会中讨论事关各族群的事宜。其中,在涉及各族群的事务中,特别是语文、宗教、教育等,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行事准则,更得让少数群体在特定事项中,享有否决权,以免发生大压小的强制性政策。如非马来/穆斯林学校应否实施爪夷文书法类似课题,便应由享有否决权的各别民族去决定。

其实,早在1947年,当时马来亚便有一批跨族群的精英提出类似的点子,可惜这好点子没能落实。这里也突显出,后人未必较前人有智慧。同理,当代人比前代人有机会接受更多更高的教育,却未必就较前人有文化,更文明。实则,文凭与文化,教育与教养未必是同步的。当代人也可能有文凭缺文化,有教育缺教养,有民主没包容心,甚至可能在互联网时代,自我封闭在一个烟囱里而更互相对立。这也是一个吊诡的现象。

约言之,少数群体不宜动不动便生出分离之心,而大群体也不应以大压小形成多数者的暴政。有文凭也有文化,有教育也有教养的人,最应具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包容心,要目中有人,心中有爱,口中有德,行中有节(制),以善良与善心彼此相待。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