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西方先进国政经困境

整体上言，二次世界战后到1970年代，欧美的主流政治以社会民主主义占优势，即便在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也出现诸如旨在削贫的往大社会与扶助弱势种族的肯定行动政策（affirmative），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如偏重民营化，放宽管制─自由化与市场化的风潮。

进入1990年代后，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左右折衷的第三条道路（有人认为这是形左实右的路线），而进入21世纪后，右翼甚至是右翼民粹主义逐渐壮大，特别是2010年代后。

如何解读这些阶段性变化？政经学界一般多从区域化，全球化，技术进步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这变化。此外，也有人从工业化与脱工业化的角度切入。在二次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均有百业待兴，大事重建经济，也因人口增加与快速工业化，而产生了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而且工会化程度高。

与此同时，成年人成为政党党员占比也高，如在1950年，英国有约20％成人为政党党员。工会与政党关系自也很密切，这个社会力量便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促使政府为了缓和阶级对立，而出台了多样的福利化政策，进而致成了福利国的一般化。这个福利化也可说是较能有效管制穷人的机制，避免穷人造反。但久而久之，也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公共财政负担及人民对国家的依赖。

福利国养成依赖心理

有右翼人士，特别是自由至上论者甚至说福利国是种家父长主义（paternalism），它不但养成了依赖文化心理，也剥夺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是种上了锁链的自由，或是一种慈爱的暴政或霸凌式正义，如严父管教子女一样。在英国，还出现了工资与物价互相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膨和工潮不断的英国病，使英国人成了欧洲的病夫。

在美国， 保守派政治学者如亨丁顿（Samuel Huntington）也说，政治过度动员（如学潮与黑人民权运动）危及了民主体制，应控制民主泛滥或民主过剩。正如美国著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美国即成体制最怕失控的真民主（大众民主）。

与此同时，进入1980年代后，发达国的工业化也从顶点走下坡，出现了脱工业化的趋势。脱工业化的后果便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与在制造业就业的人数）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与就业占比递减，而服务业占比日升。比方说，到了2015年，整体上言，工业与产业工人在GDP占比大体是在产值面占20％，在就业面也占约20％（如法国与英国），而服务业的占比则大体是80％，就业也是约80％，这样的结构变化也称为后工业化。

从性质上言，工业品（特别是制成品）的贸易性较高，也较易自动化与进行国际分工与交换；而服务业则较地方性，在地性高，可贸易性低，且大多有成本病（costdisease），如饮食业、住宿、零售、医疗、教育、修车、美容理发等，均是人手密集的人对人，面对面的活动。这就使服务业较不易自动化与人工成本高，也较难出口（除非是旅游业）。

科技进步使赢家通吃

人力密集首先推高了人力成本与工资，外加上高福利导致高税收与高物价，这就削弱了发达国在中低产品与服务各方面的竞争力。除非出现大量高增值的服务业，否则后果便是工业中的制造业（通常制造业占比工业中的约12％，如英美法三国）无法在中低端产品上走向国际，而不得不出走。

出走的后果便是一定程席的产业空洞化，进而削弱了工会与工人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是产业工人成了可抛弃的工人与工人逐渐消失的现象。后果之一就是失业率偏高与居高难下。

这个挑战又被科技进步所剧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到一些易于自动化的服务业如银行金融业出现裁员潮。跨境电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在地服务业，使本来就分散和较难组织起来的服务人员更无奈与无力争取其权利与利益。更严重的是，当然科技进步也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现象，也就是越顶端的少数精英能在这个新经济中独占大多数利益，从而使一般的企业与工作人口变成穷忙族。

比方说，科技巨人如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电商亚马逊或脸书或谷歌的老板，均大赚特赚成了超级富豪，而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也取得天价高薪。公司一传出裁员消息，股价便大涨。这就致成了剧化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也固定化了社会结构，使更多人难有出头的机会。

人工智能的使用，固然大大提高了效率，可也致成了技术性失业，赢家通吃的两极化现象，有能者大赚特赚，身价可以达到千亿美元以上，可在美国，不少人的年均收入只有约5万美元（20万令吉）。不少人还背负了高学债（美国的学贷已高达1.2兆美元／4.97兆令吉）。受了高等教育若所学非市场所要，便只好打零工，而零工（多打几份工）也成了日趋普遍的就业形式。

认同政治出现于民主国

剧化的不平等与日趋不稳定的就业，受薪族工作不保，这就难免加剧了不满。更难搞的是，本来被认为只存在于落后多元民族与宗教国家的认同政治也普遍出现于欧美发达工业化民主国。认同政治的特征之一便是要划分我群与他群，而不良政客如特朗普就乘虚而入，把本身阶级性的贫穷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与外来威胁。这就是欧美发达国普遍出现外浪潮的主因之一。这个右翼民粹化浪潮，免不了打击到西方一贯标榜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其表现自由民主体制。

今天欧美的主要发达民主国，国内已趋分裂，日益多的公民不信任政治与政客，认为即成体制的政客只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普罗大众的利益。进而也强化了反体制的民粹政治。同样令人深思的是，近10年来，欧美政治也出现了更多的抗议政治与犬儒式的反政治现象，投票率也普遍下跌。

本来一般上被认为只会出现在落后国的混乱政治，也已见之于发达先进民主国；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西方发达民主国能否再转型？

若一贯被宣传为人类先进文明典范的发达民主国也出现这么多不良乱象，人们是否更茫然而难以适从？是否有需要再重新摸索新的指路明灯？随著债台高筑的西方主流大国也出现人口老年化趋势，养老金基金会否破产？西方现行的劳动法、养老金制度、福利国等，是否也得改制？政治是否也得再转型？保收入先于保工作的基本收入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