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大马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

2017年， 大马的经济增长率为5.9％，2018年是4.7％，预计2019年会在4.5％左右。自199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在5％上下徘徊，相信未来几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长期来看，若无重大内外突发事件，应会出现进一步的递减趋势。如何力图减缓这个趋势则取决于如何消减约束增长的因素。

当前，主流经济思路是，结构性改变（structural reform）是出路。这个思路不限于大马，而被主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等视为必要的改革。

简单地说，结构改革是一种市场友善的改革，也就是放宽约束增长潜能的因素。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一国的增长可分为实际增长与潜在可能达到的增长两类。若去除约束条件，释放潜能；那可达到的增长会较实际增长高。

至于什么是约束条件，不同国家具体情况不一，不能一概而论。在发达国通常会包括强硬性的劳动力条规（印度也是如此）；政府福利支出；税率太高；投资不足；人力资本赶不上技术进步，以致出现技术性失业；近年来呈强化趋势的保护主义等。

新经济政策成阻力

就大马言，新经济政策多被视为约束增长的阻力；公务员人数过多，且过去10多年来，公务员调薪速度与幅度高于民营部门；缺乏适用的人材；腐败；政府效率不高；生产性技术不足；官联公司排挤民营；教育与培训与发展需要脱节；缺乏创新；不重视研发；过多消费性补贴，及日趋民粹化的政治等。

从纯经济角度看，一国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消费，投资与出口三大发动机。在1997-98年，大马主要靠投资与高速出口推动增长。1998年后的转向内需。由于大马市场规模不够大，且内需也已用老，其可持续性颇可疑。具体来说，若2017年大马可取得5.9％的增长率，主因在于当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同步增长的利好现象，可进入2018年及2019年后，这个同步增长又转趋弱。

如在2017年，全球增长率为3.8％，全球贸易增长率也高达5.3％，这就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大马在当年取得9.4％的出口增长率与10.9％的进口增长率。由于大马也是个“以进养出”的经济体，如中间商品（半加工品原料等）占进口的50％以上。因此，世界经济大好，大马便跟著水涨船高，若太坏，大马也会跟著水落船低，这是贸易国的特点。

如新加坡私人投资是9.3％的增长率，可2018年则跌到4.5％，公共投资甚至从0.1％，跌到-5.3％，也难怪2018年的增长只有4.7％，远低于2017年的5.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2019年，全球增长率可能是3.2％，而贸易增长率则是2.5％。

棕油价涨落影响深远

依据IMF预测，在2019年全球增长率可能是3.2％，而贸易增长率则是-2.5％；此外，2019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下跌4.1％；2020年甚至可能是-2.5％。对高度依赖单一棕油出口的大马言这不是好消息，实则棕油价格对小市镇经济非常关键，其涨落不仅是经济性的，也会冲击到政治特别是选举。

在大马棕油价的涨落比原油重要得多，因为大马也是高石油消耗国，国内注册车辆便有约1300万辆，另外摩哆也是约1300万辆，油价涨，政府也得补贴石油，结果是对公共财政助益没想像中那么重要。

从国际比较看，过去20年大马能取得年均约5％的增长率，算是不俗。因为除了东亚新兴市场，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低于5％。就2019年言，IMF预测，美国可能是2.6％；欧盟约1.5％；日本1％；中国6.2％；印度7％；只有亚洲新兴市场可以达到约6％。其中，东盟主要国家约5％，即印尼、菲律宾、越南约6％-6.5％，大马4.5％及泰国3.5％。据此而论，大马也算不俗。

大马的问题在于，过去20年均主要靠内需驱动增长。如过去10多年，国内消费均可取得约7-8％年均增长率。可这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家庭债务也因此节节上升，一度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4％，最近才递减到83％。这也突显出，内需已用到尽头了。外加上公债也节节上升，使得联邦政府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

2017与2018年的公共支出为3.3％与0.1％，且公共消费中，行政开支占了80％以上，以至排挤了生产性投资。没有生产性投资，何来增长？政府支出有两大类，一类是可增加资产（如生产性投资），另一类为消耗性支出，用了就没有未来的收益，而大马因公务员过多，待遇好，使得生产性投资被排挤掉，不利未来增长。这将是一个尾大不掉的长远趋势。

结构性改革效应不大

进而言之，随著民粹政治的崛起，政治会日趋福利化，可政府又不敢加税，以免得罪人民与钝化经济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算，大马也会像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公债节节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勇气搞真改革如结构性改革，成果也会有限。因为，结构性改革较偏向友善的供给面改革，若没有需求面的扩大内需的配口，其效应也会有限。

可由于公债与民债也节节上升，外加上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国行与政府也不敢大开水喉，以防备危机爆开时更难收拾。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增长自然有限。此外，随著人口日趋老化，公共医疗支出会更吃力，经济也更缺之活力。普罗的工资也因区域化全球化作用，而难有大幅改善。

据此而判断，未来大马的经济形势应会日趋严峻。只是由于大马得天独厚，只要调整心态与生活方式，依然可以过得去。至少我国有好几百万的廉价外劳可起缓冲作用，值得担心的反而是年轻人难找到顺心顺意的体面就业机会，若他们不能调整心态与学习跟上时代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就有可能成为一股抗议力量，如阿拉伯之春或法国的黄背心暴力示威，进而为政治添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问题已不在限于一国，而必须从全球互动的视角来观察，特别是像大马这样的开放经济未来的政治也可能更为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