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经济增长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目的是为了创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充实社会福利与加速国家现代化与国力等。

在1850年之前，即便在欧洲，年均增长率也只有1％以下，到了1850-1940年，少达到约1.5％。在1950-1966年西北欧诸国因为百废待兴，重建国家，才实现了约4％年均增长率。美国则维持约2％。进入1970年代，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一般在2％，近年来则靠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来推动增长（日本与欧洲）。

至于非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以至陷入治乱循环的周期中，就是和平盛世一久，人口大增，便会出现土地不够与农民造反的乱。之后又进入另一个循环。这是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增长则能打破这个治乱循环。尽管如此，不少非西方国家依然尚未摆脱传统经济模式，进入现代增长模式。主因在于生产力与技术没有突破。

就现代国家而言，东亚一些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明星，如1950-60年代的日本，可实现年均约8％增长。主因之一在于美国打韩战与越战及美国开放市场。惟进入1970年代后，便从高速转入约3％的低速。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更进入约1％的低速增长。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只能在1966-1990年期间，维持约6％年均增长率。之后，也进入低速增长。

中国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后，虽也能在2015前实现近10％的增长率，可之后，也逐步递减到6-7％。这显示出，高速增长只是特定阶段的现象，是无法持久的。

经济增长有3动力

大马在1987-1996年间可达到年均近9％的增长率，可自1998年以来，便进入约5％的中速阶段。目前，东盟国家中，越南、菲律宾、印尼尚可维持6％增长率，印度亦然（约7％）。

为何一国会出现高速增长，之后又掉入L型平原期，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从经济角度看，推动增长的动力基本上有三，即需求、投资与净出口，其中高投资与高净出口，是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两者又是相互推动的。因为有足够的需求（主要是商品而非服务），才有可持续的投资与出口，若单靠内需是难以实现高速增长的。

原因很简单，一是国内市场尚未充份开发，市场容量小或人民人均收入低，只有借国外需（即出口）才可能维持高速增长，如日台韩新中便是。可这也只是阶段性现象，无法持久。大马在1987-1996年的高速增长，也是靠内外资的高投资与出口来实现的。只是这个内外资自1998年后逐步撤资。一方面是发达国搞保护主义，他方面是新的竞争者崛起，分散或取代了大马的角色。

除了投资、需求与出口外，一国能否持续增长也取决于其他非单纯的因素，特别是社会与政治稳定。没有一个缺乏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国家可实现中高速增长。实事求是地说，跨国企业也是很现实的，虽然大家都口中大谈民主人权，可跨国企业就是爱到民主人权不足的威权国家搞长期投资，如中国与越南。理由也很简单。跨国企业是唯利是图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资本无祖国，也不谈民主人权只考虑社经稳定与可预测性。

落后国家潜能更多

其次是起点的高低。理论上言，越落后的国家起点越低，未开发的潜能也越多，以大马与越南为例，在2018年大马的人均收入高达近1万美元（4.07万令吉）而越南只有约2000美元（8140令吉）。对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言，如电子电器这类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组装与包装产品行业，大马就无法与越南竞争。外加上越南人口有9000多万，劳动力供应可维持较久兼有效供给。其他如土地价格，经商成本也低于大马，这就是大马无法在低工资产业方面，与越南竞争的理由之一。

另外，人口红利也是重要原因。人口红利是说一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工龄人口占比高，被扶养人口（如小孩与老人）占比低。这个红利就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力供应。当然，这也是个阶段性的优势，人毕竟迟早会老化，过了人口红利阶段，就会出现高龄少子化现象，进而钝化增长。

其中高龄化与少子化又是一体两的。因为少子化，年轻人占比高，才突显出老人多，而老人多年轻人少，就会出现一个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现象。发达国家近20年来经济放慢主因之一也是在人口老化，如日本的65岁或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26％之高。也难怪增长长期不振。这个现象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如法国便因要改革养老金与退休年龄，而引起了大规模罢工。

越发达国家人口老化越严重，可说是个繁荣的悖论，越重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人，一般来说越不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是个人主义走过头的后果。这也突显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与义务是应该有所平衡，不宜偏向一面。发达国虽然也出台了生育奖励，可效果不彰。

深层地看，这也涉及了一个为人生而工作或为工作而人生的选择。第一代可能为了生活困苦而埋头苦干，可到了第二或第三代，则可能失去了奋斗心而选择安逸。

对中高收入国如大马言，追求高速增长已不合时宜，要求的是更高素质的增长，即中低速，中高素质的增长，要实现这，并不能单靠低工资，而要靠中高技能与中高增值的产业来维持。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素质，也就是教育与培训要与发展阶段配套，避免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错配。与市场开放，引进大量外资的批发式改革相比，这是比较精致的零售式改革，需要更精准的对策。

在这个竞争激烈，每个国家均要力争上游的时代，如何突围已成了很大的挑战。大家都说要创新入手，可创新需要有适合的环境。按理说，大马做为一个多元文化、语文、宗教的国家应具有更多的创新资源。只是能否人尽其本则取决于执政精英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