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近年来见之于各国的流行口号;只是如何进行却是说易行难,在不少情况下,是改也难不改也难,以法国为例,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便力图改革法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可却遇到了不少阻力,甚至是黄背心暴力示威。

为何马克龙的改革计划会遭到某些人的激烈反对?理由很简单,它碰触到某些人的即得利益。深层地看,还涉及了是否违背了一贯的社会契约,及是否公平与合理的课题。马克龙的改革方案基本上可概括为结构性改革。这是个当前流行于发达民主国家的改革思路。历史地看,这是1980年代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结构性调整的平富与发展。

从性质上言,它像一种批发式改革,而较不像零售式改革,意思是说它不是仅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精准改革,而是覆盖面颇广的一揽子改革,且它比较偏重供给面的改革,而非需求面的改革。众皆知,要搞活一国经济,重点是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与货畅其流。只要做到这16字真言,就有利于释放生产性力量。要释放潜在的力量,便是要去掉束缚生产力量的障碍、锁链。

这些障碍是什么?马克龙的方案是要把法国的公司税从33.5%大幅下调到25%(英德是20%,美国也已大降到21%);减少12万的公务员;放宽劳动力市场法规让雇主更容易解雇员工,也更愿意雇请员工;提高退休年龄,也就是减少领养老金的人数;说到底,重点是要创造就业与减少失业,进而也减少政府负担与财政赤字和总公共债务。

当然主流政治精英特别是主流经济精英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欧盟的超国家机构,都持有这种改革思路。从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角度看,这种思路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而左粹(如黄背心)与右粹(如国民阵线)则认为,这是兴资削穷的走资派与挺全球化的路线,而左粹与右粹则是著重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资本与反全球化势力。

在选举型民主国家(包括大马),改或不改均是两难。从保权保位的角度看,不改是明哲保身的选择,因为一改便可能失去政权,如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胆敢搞改革,如削减薪酬,养老保险与失业救济等,其后果便是黯然下台。同理,意大利的总理蒙狄也因改革受阻而下台。在大马,纳吉在2018年下台主因之一,也与出台消费税(GST)有一定因果关系。

福利国积累不少弊端

在实行选举型民主的国家,通常均是难搞得罪人的大幅改革,顶多只能搞些小改小革,而非大改大革。这是选举民主的优点,也是缺点。从好的方面看,它可以防止不论是好的或坏的大变动;从坏的方面言,它也难出现真正变革式的改革──除非出现重大危机如1930年代的萧条使美国总统罗斯福成功推出新政(New Deal)。

伸言之,在选举型民主国,通常只能有修补性改革而非革命性改革,这是好是坏,可说一言难尽。聪明的政客最好是走讨好选民的策略,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或下一代。这种短视近利是选举型民主国的通病。惟它也是防止暴力革命的方法。比如说,福利国的出现便是个漫长的过程,可却有效地防止由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与革命。

只是行之久远后,这个福利国也积累了不少弊端。最明显的便是公共财政债台高筑,且失业率高居不下。在法国,是约10%,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长期高居25%,希腊、西班牙与意大利更严重,可说已积重难返。

就结构性改革能否真的起正面作用,只能以长期才看得出来,可短期内,阵痛是免不了。可以说这是个长痛对短痛的选择。一般来说,选民是不愿接受短痛的,何况还不知效果如何,或者说,享用改革成果的,是下一代而非他们这一代。伸言之,这还涉及了一个代际公正或代际战争的事宜。因为发达国自2010以来,人口已在递减,成了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社会。

就结构性改革言,由于它较偏重供给面的改革且通常会伴随紧缩政策出台,故其效果可能不易发挥。因为经济增长还需要从需求面来拉动,若失业率高,或投资停滞或下跌,外加上政府走减支减流的紧缩政策,那结构性改革的效应恐怕有限或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若然,民众就感觉不到改革的效应,从而又要换政府,换来换去反而没有一套政策有足够的时间见效,终而卡在恶性循环中。

之所以不论哪一种改革通常都不会立竿见影,而需时见效,可选民又未必有耐心。这也是何以许多国家均陷入改革陷阱之故。这又涉及了任期事宜。5年一任好还是10年一任好,还得看谁执政,这就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任何制度总是有利有弊。

理论上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去除束缚生产性力量的阻力)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看到后果(如提高人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外加上若没有需求拉动配合(即提高消费与生产投资的互动),应该不易产生显著效果。

据此而论,发达国的结构改革成果应该是颇有限,外加区域化、全球化与技术进步(通常是节省人力的改进)的综合作用,都使得改革更迫切,但也更难。对中高收入国的大马言,也已在不同程度上面对这个改革困境,比较有可能出现的,小修小补的修补性改革,而非真枪实弹的大改革。未来会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就由时间来见证。在此期间,或许也可做些针对性强制特定领域的改革。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