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目前看不到尽头,世界的确诊人数截至4月20日攀升到240万,而死亡人数也超过16万。拥有足够的救援物资成为防治疫情扩散的重要条件,而口罩会突然成为抢手货就不难理解。

新加坡与台湾为了“口罩限令问题”相互交锋,只因为李显龙的夫人,也是新加坡国营投资企业淡马锡公司首席执行长何晶在脸书的一句话“Errrr”(呃)而引发。台湾表达愿意捐赠口罩给新加坡,而何晶不但没有表达感谢台湾的善举,反而好像“不领情”,引发两地网军的开战。

台湾先是在一月中禁止口罩的出口,导致在台生产口罩的新加坡企业,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在新加坡最缺口罩的“紧要时刻”下,台阻止当地的任何企业出口口罩,新加坡在台口罩工厂也难幸免。现在口罩的需求趋稳,台湾力有所及准备捐赠口罩给新加坡,看来何晶的不快还在纠结于台湾之前“出口限令”的政策有以致之。

国人或外交利益为先?

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是否因此结下“心结”,还有待时间观察。当然现在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都“自顾不暇”,特别是管控救援物资不当,恐是帮了他人,自家却遭殃。

马来西亚一些企业为了给中国“送暖”,早前也同样在国内出现口罩奇缺的情况下,却把大量口罩捐赠中国,特别是早前武汉沦为世界疫情重灾区。国人也曾在网上出现争论,到底一个国家自己缺口罩的情况下,是否还应把出口或捐赠口罩,以示外交的“善意”?

台湾早前禁止口罩出口,就引起朝野政党闹翻天。台湾政府的立场基本是如果自己国人没有足够的口罩,应该要优先保护自己国人,行有馀力才帮助其他人。这个论述,其实不无道理。

当然口罩已不是单纯的重要物资,它的外延效益是外交的象征,看来似乎谁愿意牺牲自己国民安危,而去照顾他国国民福祉,就显示两国深厚友谊,患难与共。

或许人类都会有私心的,国与国之间亦然。口罩外交该进行到什么程度,才不会置国人生死于度外只为满足“外交”需要?当然目前口罩的产能已比之前好许多,但缺乏口罩仍然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

目前有一个极大的争论点是,是否应强制国人出门都必须戴口罩。在我国政府没有办法确保家家户户都可以分配到口罩的前提下,这个强制是否行的通?

之前有一些超级市场在门口张贴只有戴口罩者方才可入内购物的公告牌,但后来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在每天例常会议上提醒各个机构不可擅作主张,自己制定超出卫生部指南的规定,其实部长用意明显的是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可轻易买到口罩。其次口罩也涉及一定的成本与开支,不是每个家庭可轻松负担的。特别是家庭成员多,他们自然会先考虑温饱,才会想到买口罩。

新加坡目前规定每个人必须出门戴口罩,基于口罩价格与需求大,新加坡考虑到此举“有难度”,因此“巧妙”的允许国民使用“布制的口罩”,政府也分派每人一片,口罩可以使用后清洗干净再重复使用,无疑是一个变通的办法,但明眼人也知道,重复使用的布口罩毕竟解决了稀缺与国民负担的问题。

到底布口罩是否能达到有效的阻隔新冠病毒的传播,有待观察。但在别无选择下,新加坡的做法毕竟是权衡之计。

生产口罩非易事

口罩目前已成为珍品,世界约77亿人口,在全球近200多个国家疫情反反复复的严峻形势下,口罩生产顿成为战略物资。估计在疫情结束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口罩依然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中柴米油盐外的必需品。

小小一个口罩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产品,熔喷布是口罩的重要原料,制造过程也非常讲究细致。当时新加坡匆匆忙忙把在台湾的厂房设备迁回新加坡,才发觉无法生产,因为没有相关原料支持,而口罩原料出口也在台湾限制名单内。因此新加坡从台湾搬回来的口罩设备唯有停摆,万事具备只缺东风,此东风就是原料。

台湾与新加坡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紧密的,新加坡军人在台湾受训有近40多年历史,2016年11月香港海关截获及扣留9辆早前在台湾参加军事训练的新加坡装甲运兵车,引发一场新中的外交风波。中国政府表达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

国与国之间在疫情面前的角力其实没有停止,美国与中国的激烈冲突,特别是对疫情扩散的责任追究已显露彼此的“剑拔弩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失责,已成为美中角力的棋子。谭德塞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领导者是否有尽到防堵疫情的责任,众说纷纭。当然中国最先在国内发现疫情的时候,谭一直以“可防可控”护著中国,导致他至今难自圆其说。

美国的疫情名列世界榜首,截至4月20日确诊人数超过75万,死亡人数超过4万人,伤亡惨重,到底是美国自己防疫没有做好,还是中国在疫情发生时,隐瞒疫情,错过第一时间的阻断,使得全球无一幸免,深受其害?

这样的争论,恐会没完没了,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把新冠病毒称其为“中国病毒”,早已点燃美中两国外交的战火,中国要如何应对?外交讲究的是实力,美中贸易大战方兴未艾,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还没看到尽头,但世界将因为美中这两头大象的恶斗而遭池鱼之殃,确是肯定的。

陈锦松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教育中心理事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