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马来西亚的后疫情经济议程（三之二）

新冠疫情危机倘若导致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原产业这三大领域萎缩，随之而来就会是其他国内经济领域的衰退。

（四）消费导向增长遇到阻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来西亚日渐依赖人民举债支撑国内消费，这是因为我国薪资水平增长停滞了二十年。

晚近十年，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占了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八成。当很多国人开始失业或收入锐减，加上担心经济前景不明朗，人们就会减少消费。更糟的是，由于还要偿还债务，储蓄率并不会提高。

零售业高度依赖人们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的消费能力来支撑。经济衰退，将对夜市摊贩乃至大型购物中心和零售商都造成重大打击，使更多人失业，进而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

让房地产业“软著陆”

（五）房地产过剩、建筑业及银行：吉隆坡一带的公寓、购物中心和办公大楼多得让人难以置信，其他州属与城市同样面对房地产过剩的问题。

房地产业一定程度仰赖国内私人投资，譬如某个家庭购买一到两个单位作投资用途。随著人们可支配收入减少且负债高筑，房地产投资模式已不太可行。

马来西亚大部分银行借出的贷款都以房贷和车贷为主；官联公司和官联投资公司也持有我国几家主要发展商的大量股份。建筑业高度依赖私人发展商的工程。

房地产泡沫破裂，将直接影响官联公司和官联投资公司，且让银行和金融体系承担更高的风险，致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要让房地产业“软著陆”（soft-landing）免于崩盘，就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清楚的思路，去摆脱旧日光环和做法，及既得利益的束缚。

不作为的代价

总言之，上述种种状况将导致消费、私人投资及出口大幅放缓，让国内生产总值下跌。倘若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紧接而来的便是巨大的社会与政治恶果。如果政府看不清眼前危机的严重性，所有人都将劫数难逃。

我们得著手解决人们的经济不安，包括了个人、家庭和企业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在新加坡失去工作而被迫回国的马劳急需帮助。失业也影响人们的健康，如精神压力、自杀和滥用药物等问题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此外，经济压力还可能使人转而靠拢暴力极端主义和制造政治动乱。

以上所谈的基础经济学，还未著墨“G”或政府开支（government expenditure）这关键部分。政府必须用尽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去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危机，把伤害减到最低。只有国家才有资源和工具立即行动。弃企业于不顾，意味著很多企业将倒闭、上百万人将失业。慈善团体不会有能力取代政府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一般措施已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政府也该清楚包括税收在内的国家收入将大不如前。政府得做出关键抉择，要么举债（增加赤字），要么撙节。加上目前政局的不确定性和国民联盟内部的争权夺利，当今政府在肃贪努力上恐怕会开倒车，意味著已经有限的资源将出现更多渗漏（leakage）。

但是，政府注资只是众多措施里的一个选项。

政府的目标与角色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政府的政策目标究竟是什么？

至今为止，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首要目标，认为这些数字的增长将自然而然地改善社会福祉。国家银行认为自己只须维持金融体系、利率和通膨率的稳定，来支持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broad-based growth）。官联公司与官联投资公司的角色更令人费解——有者只为扶持土著企业，有者只要满足关键绩效指标，即便与政府其他政策目标有所矛盾也在所不惜。如果政府继续盲从这样的政策目标，最终只能加码政府开支来补救私人领域的损失。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马来西亚必须重新思考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我建议把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的首要议程，放在创造更多提供体面薪资的就业机会。其他政策目标则应围绕这个核心目标，以人民就业为本。

创造高薪就业机会理应是经济论述的重点所在。

而政府之于经济有多重角色，包括作为监管者、投资者，及集体行动的协调者。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马来西亚人创造提供体面薪资的工作机会，让人们在最小的伤害下熬过新冠危机。

要创造工作机会，政府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对抗既得利益者、做出必要改革与大幅统筹，以解决各种不协调和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