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世界金融市场关注的重点又重新落在中美纷争之间,尤以香港问题为焦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意味下一步将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港版国安法”势在必行。

随后,美国国务卿发言,认为香港已失去了高度自治,字里行间,市场担心美国是否不再保证继续赋予香港特殊待遇以及将有可能对香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对香港实施关税及禁运,更惹人忧虑港元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失效。

要判断美国究竟是否会对香港下重药,首先需了解美国在香港的商业活动规模和状况。根据香港政府数据显示,母公司位于美国的驻港公司中,290间是地区总部,434间是地区办事处,627间是当地办事处。

而香港152家持牌银行当中的9家、18家限制牌照银行当中的5家,以及48家代表办事处的其中一家均为美资机构。美国银行在香港的总资产值和客户存款分别约为1480亿美元/6437亿令吉和790亿美元/3436亿令吉,占香港银行整体数字约5%。

此外,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的资料,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总额达到825亿美元/3588亿令吉,较2017年增加1.6%。而美国2019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对香港的贸易盈馀,依然高达261亿美元/1135亿令吉。

美国撤资机会不大

以上数据证明,美方在香港存在庞大利益。要知道美国人是讲求实用主义的民族,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真的会为香港人挣一口气而跟自己的口袋过不去吗?我认为除非“港版国安法”日后落实过程中,确实对美国在港的投资有所威胁,否则美国撤资的机会不大。

此外,市场同时担心美国会采取不同招数,例如以制裁伊朗的方式对待香港,令港元不可直接兑换美元。但要知道,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美元交易中心,是美企以至全球企业在亚洲的重要资金来源地,假如禁止港美之间的货币兑换,基本上等于美资金融机构不能接触港元,除了损害美资企业在环球金融市场的庞大利益以外,更等于间接让美元不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对美元本身的伤害弊大于利。而且,以事论事,香港并非像伊朗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同等程度的威胁,此等程度的担忧无疑是过度放大。

至于,所谓美国能用来对付中国的绝招,限制在港中资银行进行美元交易,用以削弱香港作为国际融资中心的地位,和断绝中国企业筹集美元的渠道说法,虽然不是没可能,但若使出此招,首先会引致国际贸易资金流受阻,继而会因此引致中国实体经济受到全面冲击,企业现金流因贸易和融资渠道受阻而引发大规模经济衰退,最终肯定会导致外溢效应,使全球金融体系大乱;试问现在全球经济复苏本已弱不禁风的背景下,莫非美国真的能有神功护体,独善其身?

至于对香港联汇制度冲击的担忧,实在杞人忧天。第一,联系汇率于1983年已在香港实施,不存在需要美国批准的问题。第二,全球不同体制跟哪种货币挂钩,均由当地政府决定,而管理联汇权责只在香港金管局及特区政府身上,毋须美国认可。在不牵涉美国参与联汇操作的情况下,美方理应没有任何措施阻止港元与美元挂钩。第三,即使美国单方面以任何方式不承认港元,或限制香港机构涉足美元市场,但在美国以外仍有庞大的欧洲和伦敦等离岸市场,依然有渠道和其他工具用以支持联汇的管理制度。

打击香港违美国价值

香港处于两个世界超级强国世纪之争的夹缝当中,金融市场动荡在所难免。但综合以上各点,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并不是事事讲求利益,奉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美国价值。而在过去两年中美贸易摩擦当中,华尔街大行依然争相扩充中国的业务,相信美方现阶段采取极端式的措施打击香港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但假以时日,假若观察到美方资金和各种利益逐渐在香港和中国有趋势的撤离和出清后,更进一步的行动升级绝非没有可能。但政治风向随时可变,若单从政治人物在风口浪尖时候的言论而妄下投资决定,不如把焦点关注在资金的流向与各类资产之间的联动,才是投资者赖以生存的分析法则。  

林卓锋

独立国际性政治经济金融分析师,为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提供顾问,研究和培训服务。在金融市场从业超过15年,曾任香港某上市金融企业总监超过十年,同期兼任多家大学客席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