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宗教的运用

关于儒佛道三教，南宋孝宗皇帝赵慎有言：“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原道论》）。自然，宋孝宗不是唯一提出类似看法的古人，实际上，如此看待三教应是传统中国知识阶层的大致共识。其中所反映的一点是：这些古代知识分子乃从“运用”的角度来理解或处理包括宗教的三教。如此“现世性”和“实际性”，显然与居话语主流的儒家和法家有关。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华人还是习惯从现世运用之角度来看待宗教。比如某些人常会说：“宗教都是引人向善的”、“凡是好的宗教我都信”、“宗教都是一样的”等。如此态度的具体展现便是民间的跨宗教多神崇拜，以及知识分子的宗教多元化涉略，乃至思想上的融合、汇通。当然，古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特定宗教特别反对，但理由往往也多半出于对私己或家国实际利益的考量，而非执著于较抽像的义理层面。

甭说，如此从“实用”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宗教，或导致传统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倾向不对宗教做太明确、固定的建制化，包括宗教组织和认同。其实传统中国人最核心和普遍的信仰就是上天和祖先，所以敬天法祖理论上是人人应遵守之文明“法统”和“道统”。另外还有众多扮演不同角色的神明也应当敬拜，某些还是由官方主持者。至于民间，只要不是官方认定的有害淫祀，基于对社会人心都有一定的规范或教化作用，大体上都可自由信仰。

华社政教分离现象

易言之，侧重于宗教在世间的意义和价值，而非对某种出世间之终极实在或权威的投靠和认同，即导致了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都被某种相对形而下和世俗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所“中和”、“调节”、“局限”，而不能像在其他社会那样有机会“坐正”至“掌控”整个社会的政经文教思维和秩序，发展出高度的建制化，乃至意识形态“极权”形态（如说“叛教”就等于“叛族”或“叛国”）。

坦白说，古代皇权帝制系统下的中国中央，虽不敢说对全帝国均能牢牢掌控，但对地方还是有相当的政经文教影响力的。惟偏向“经世致用”理念的儒家和法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机器，对宗教还是采取了比较“中立”的态度，虽也会仰赖它们来塑造和稳定秩序（包括隆重奉行各种官方祭祀），但却不会选择让政体和某个宗教结合的方式。职是之故，中国皇帝偏好，乃至崇信某宗教的个案多得是，但却不足以改变其偏世俗化政体的本质。

今天的中国人和华人社会，相比于其他社会，显然更容易接受宗教退离各种既定社会制度（比如政治、教育、学术、艺术等）的世俗化演变，恐怕与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态势有关。毕竟，若原本就更偏重于宗教之运用层面的话，只要世俗元素也能发挥良好作用，那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就淡化或虚化了。当然，世事无绝对，若未来趋势显示世俗元素难以替代宗教，也有可能世界和中国的世俗化都会卡在一个瓶颈，乃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