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士坦丁皇帝的罗马帝国时代,经西罗马灭亡后一直到中世纪的16世纪前期之际,欧洲基本上奉行政治——宗教上的“大一统”理念,即只有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dom)。且不论早已“割席”的东正教,大体上整个西欧、南欧、中欧和部分东欧,都隶属同一个天主教会之下。当时的一般人,包括贵族、知识分子,乃至平民,实则上无法想像还有天主教会之外的“基督宗教”成员。

如此政教大一统观对古代欧洲政治以及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均非常关键。它确保了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宗教——政治路线,包括欧洲乃基督教之“基地”、“堡垒”、“家园”之类的集体意识和利益,欧洲人都应属虔诚的基督教徒,有捍卫及推展宗教的责任和使命。随著横跨南欧、北非、西亚、中亚的伊斯兰帝国的崛起,中世纪的欧洲实际上就是另一个与其抗衡的宗教帝国。由教宗号召,法兰西、英格兰等王响应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彰然的例子。

实际上十字军东征之馀,在罗马帝国时期就皈依基督教的一些欧洲君主国如法国、英国等也大力向北和向东传播天主教,积极把基督教世界扩展到日耳曼、凯尔特、维京、斯拉夫、匈牙利等群体之中。其过程中很明确地把各地本土“异教”(paganism)当作对抗和清除的对象(即便实际上不无融合现象,但也属非正规的“权宜”之事),诚如对待南方的伊斯兰教那样。显然,如此观念和精神也协助伊比利亚的基督教贵族终结了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

无论如何,到了15、16世纪,欧洲各地的世俗君权越来越成熟,罗马教廷的权威则开始下滑。这加上语言、文化等传统本有差异的各地欧洲人开始渐渐凝聚成各自独立的“文化群体”——即便同属基督徒,但世俗的文化身份却开始多元化,形成了后来不同的民族。

基督教世界分裂

这种世俗的我族身份在众人的生活及意识中越来越相干、重要,结果终于中和、超越,甚至取代了教徒身份,致使一些与既定政治或宗教权威有矛盾者,开始寻求宗教上的“独立”。

之所以,16世纪爆发了新教改革运动,一些欧洲国家纷纷脱离天主教会,否定教廷的唯一权威,把本国的教会置于君权之下,由各自君主决定宗教事务。即使虔信天主教者如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皇帝和西班牙国王试图力挽狂澜,也阻挡不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陷入战乱。

质言之,新教改革期间也大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半岛并向中欧挺进的时期,日耳曼皇帝就因要抵挡鄂图曼的侵犯而无法全力镇压北方的新教“造反”。

或许,转过来说,也正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欧洲人才无能,乃至也无明确和迫切的共同利益及意识去集中力量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坐大,以至令其得以长久占据东南欧。至于小亚细亚上原“附属”基督教世界的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缺乏欧洲的支援之下,更是无力回天,绝对堙没于历史了。

17世纪新旧教之间的30年宗教战争结束后,欧洲大体上正式进入君主/民族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时代,一直到20世纪。这种抛开原本共同宗教之“神圣包袱”的分裂和竞争,或许的确释放了欧洲人面向世俗世界而不落人后的奋进性,促进了欧洲的现代化,所以也有人建议东方的中国文明也该如此,不用执著于“大一统”(也似是一种信仰)。惟至于21世纪的欧洲又开始重视政经文教上的某种大一统,试图强化欧洲共同体,那则是另一种形势之下的后话了。


 

郑庭河

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