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州八打灵Tropicana Avenue一家火锅店发生一起拥有拿督勋衔的42岁青年因为不满另一位年青人劝告讲话“小声点”而动手打人事件,由于殴打画面被放到社交媒体,结果引发大众媒体广泛报道,很多网民看不过眼,结果起底该拿督的家庭背景及经历,其大名也被揭露是陈韦亘。

此暴力事件,媒体凸显的不只是打人者,而是其“拿督”勋衔。结果许多网民开展对“拿督”的各种嘲讽,包括:“本店推出火锅送到家,不怕Dato打”、“本店禁止拿督打架”、“Dear今晚去吃火锅好吗,先问看看有没有Dato在里面”等,当然还有人制作短片暗讽拿督好似“过街老鼠”,到底拥有“拿督”者是“荣耀”还是“耻辱”,以致于网民好似积压怨气已久,致趁机大肆调侃,发泄不满。

道德制约更能遏制犯罪

一般人要如何功绩标榜才能获得勋衔,已越来越模糊。商人要取得勋衔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获取,这个工序的“流程”让不少人质疑其“社会贡献”的标准。行动党执政时,不是下了一道指令,不准所有现任国、州及县市议员接受册封,除非退休后,目的在避免议员热衷追求所谓的“名位”。而希盟政府曾推荐3名清洁工获得勋衔,倒是令人“大开眼界”。在2019年1月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华诞,破天荒颁发“PJK”服务有功勋衔给森州SWM环保公司底层工作的清洁工人陈莲娣、阿都卡迪和沙宜达佛。

拿督打人会突然成为社会焦点,当然有拜“手机便利”与“社交媒体”,如果不是殴打画面成为“证据”,是与非就众口难辩。当然有律师认为,社媒议论如同“未审先判”,问题是“社会议论”的道德制约可能比法律更能遏制“犯罪”,特别是当人们对司法公正还有存疑。

社媒其实是一个“事件记录者”,尽管有不完整的地方,但其对社会监督依然能扮演“揭露真相”的角色,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殴打画面的流出,拿督打人事件绝不会成为社会热议焦点,这就是所谓一图胜千言。

此暴力事件,本来焦点是拿督打人,后来起底后发现被打的受害者背景也非同小可,其父亲也是拿督,是建筑界闻人,还担任霹雳中华大会堂署理会长,名关和贵。就有人嘲讽,如果拿督不小心打到丹斯里的孩子,拿督就会有更大麻烦,这似乎折射出“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逻辑。

我们需要一个“社会记录者”,但我们更需要“见义勇为者”。此殴打事件,我们遗憾没有看到其他人为受害者伸出援手。其实不少人看到这类殴打场面,常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刻意回避。

看到一些人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待此事,认为一个人使用暴力与其成长历程有关,也有隐藏的家庭因素。无疑的,任何人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必然会涉及深沉的各类复杂因素,但社会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也给一些人为滥用暴力寻找借口,这是强者的哲学。

暴力不应该被纵容

暴力到底是先天背景,还是后天养成?值得深刻探究。毕竟有些拥有拿督勋衔者自认高人一等,强化其强者姿态,一有不顺眼就使用拳头,充分暴露其强者权力欲以凌弱的心态。据报道北海一名销售员报案,指有人威胁转发“拿督打人”视频的网友,这无疑也是另一种霸凌。

2017年5月由时任首相纳吉在“2050年国家转型目标”主讲的对话会上,资深马来艺人苏莱曼亚欣当场掌掴马特威电影制作公司首席执行员张秋发一记耳光,最后还说一点也不过火。当时张秋发因不满主持人罗斯严诺一直只允许坐在前排的艺人向纳吉发问,而忽略了后排的出席者,结果打人者竟然以对方“不礼貌”为由而动粗。打人者可给出一千个理由,但暴力终究不应得到纵容。

这次行管令期间,家暴增加但其引起的关注力竟然没有比拿督打人的更大,这是媒体的盲点,而很大成因是家暴“隐秘性”强,不容易被“看见”。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透露行管令期间,从2020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共有81宗家暴;从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为337宗;从5月1日至5月31日为420宗;6月短短的9天就有92宗。资料显示去年1月至10月期间,全国警方共接获4218宗家暴的投报,平均每个月便多达421宗。维权和妇权组织提醒,行管令或迫使家庭暴力受害者与施暴者长时间共处,无从逃避,使得受害者陷入更不利的处境。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南非、西班牙和法国家暴案件急剧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各国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隔离措施,但这些措施同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恐惧和压力,使得全球性的家暴数量激增。古特雷斯敦促各国政府以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补救措施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计划的关键部分。据报道,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害者求救无门,无法与朋友交谈,无法寻求法律顾问的帮助。

拿督打人事件除了应对使用暴力者严惩不怠,但也应引发社会关注广泛存在的我国家暴问题。其实“拿督”已经失去昔日光环,现在又发生打人事件,也正好提醒众“拿督”不好再招摇过市,不然不只不会赢得“尊敬”而是迎来更多的“鄙视”。

陈锦松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教育中心理事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