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疫情起伏与政治博弈

我国至今已经历3波新冠疫情，目前每日确诊人数维持在二千到四千的范围，虽然新冠疫苗的施打速度已陆续赶上，惟，人们对国家前景的忧虑跟愤懑也同步升温。

政府经常呼吁民众遵守防疫SOP，减少出门为佳，然而疫情的起伏不定，到底是人民不听话，还是另有他因？

2020年初，当首宗确诊病例由中国输入时，马来西亚即宣布进入第一波疫情的危机，时任首相马哈迪却未当机立断，希盟在封锁航班和加强监测上低估新冠病毒的危险性，甚至发生有住院病患成功出逃的事件，反观沙巴州政府在1月30日率先宣布暂禁往返中国的航班，成功让这个交通和通讯较不发达、观光声誉却闻名世界的地方躲过灾祸。

希盟政府的防疫措施确实比起当今国盟来得优秀，然而政府无心抗疫、专心权斗也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否则，喜来登政变就不会在疫情阴影之下爆发，也更不会放行大城堡穆斯林集会而引发社区感染。

第二波疫情源于2月27日至3月1日的大城堡集会，期间正值223喜来登政变的高峰期，每个政党争先恐后地夺取执政权，卫生局、军方、警队、移民局等国家机器虽运行如常，但因为缺乏稳定的内阁扮演决策角色，国家机器只能依照希盟时期拟定的措施做小修小剪，使马来西亚错失防疫良机，以致1万6000人的大城堡集会成为我国社区感染的爆发源头。

随后执政的国盟政府也显得后知后觉，因为决策者全心投入夺权游戏，令当局初期面对新冠病毒时措手不及。不得不说，是喜来登政变导致大马防疫大破洞。

正当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成功压制第二波疫后，政治人物的权欲却造成沙巴7月份政变未遂触发闪电大选，严谨的跨州SOP也因政党博弈顿时松懈，造成东西马航班化为病毒跨境传染的路径，虽然国盟最后拿下沙巴，也引发了第三波疫情。

之后，国盟得到紧急状态的护身符关闭国会，立法权无法制衡行政权，民代也没有发声平台，导致政府的防疫SOP一改再改依旧不接地气，而严禁跨州却开放斋月市集扰乱民心，这里禁止民众跨州跨县哪里通融学生返乡庆开斋，高额的罚金和胡乱的开罚标准也掀起众怒，一边是政府在防疫对策上举棋不定，一边把新冠确诊破4000关卡的责任推卸人民，如果真要民众遵守防疫SOP，政府就不应该为了“应节”而放宽防疫，免得给人触法的漏洞和为病毒散播敞开方便之门。

显而易见，国盟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令人质疑其抗疫决心，国家走到这个地步到底是当权者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

如今，首相慕尤丁宣布全国进入行动管制令，也收回开斋节互访的成命，沙巴和砂拉越却不随中央步伐，继续维持条件行动管制令，砂沙政府自认目前有能力控制疫情扩散，然而砂拉越新冠确诊病例一直来仅次于雪州，沙巴的每日感染数字也徘徊在100人上下，显然砂沙的疫情并非州政府所述般乐观，到底这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是为了政治而防疫，还是为了防疫而防疫？

从第一波到第三波的新冠疫情来看，民众不遵守防疫SOP并非疫情起伏的主因，倒是政党的恶性竞争，外加权欲熏心的政治人物，将抗疫工作变为政治宣传和对付政敌的幌子，因而新冠病毒有机会持续肆虐，损毁人们的健康，破坏国家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