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歧视的源头

只限穆斯林的麻坡洗衣店事件，在互联网、媒体的议论下，之后在柔州苏丹及朝野领袖声讨中，事件终告一段落。但在一个多元族群、宗教的社会里，个人或因隔阂、认知的有限、偏见，而对异族异教存在误解、刻板印象而产生的歧视，并不会随此终结。

在许多文明较进步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个人的歧视或偏见也不可能根除，但在一个开放及进步的社会及国度，其所形成的开明力量及制度的建设，却能令这些偏见、歧视，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会形成一种政策或条例，来歧视非我族类。如美国、英国、澳州，甚至香港、台湾，都有不同类别的反歧视法令，禁止社会对种族、性别等制度性歧视，保障弱势的群体。我国多年前，也有人提出过修订类似的法令，只是不了了之。

因此，个人的歧视／偏见固然应受到批评、质疑，但我们更应质问的是，这样的歧视或偏见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社会的伊斯兰化、种族化的缩影？

尤其在捍卫种族或宗教口号下，偏见及歧视如今更渗透了我们社会的结构，从政治、教育、文化到经济层面，无一幸免，甚至成了一种排斥的政策及规则，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如国立大学的固打制、房屋的土著保留单位及优惠政策、公务员的录用、政府工程及采购的批发、非伊斯兰宗教及母语学校的不公拨款等。

种族及宗教的歧视政策，不只无法团结国民，反而加剧社会的分化及猜疑，令国家及社会无法迈进。如513事件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延续，虽在某程度上改善了马来人与其他族群的社会和经济鸿沟，重组了社会结构，但执行上的偏差及不公，也衍生出社会的偏见及歧视，牺牲了少数族群的权益，更滋养了不具竞争力的党国资本主义。

这一切的源头，离不开现有的执政体制及结构。尤其60年来不曾中断执政权力的国阵，对此局面更是“责无旁贷”，也是近两届大选时导致其失利的“原罪”。然而，来届大选面对著执政60年来最严峻考验下，国阵尤其是巫统，又有何政治意愿及能力去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