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险与社会责任

拖延多年的《就业保险制度法案》将在本月再度提呈国会，并预料在2018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

就业保险在一些国家也称为“失业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为符合条件的非自愿失业者，提供短期的援助，包括金钱及再职培训，使其生活不会陷入困境。这制度源起于欧洲国家，早期是由工会提供，以保障工人利益，后来由政府资助或补贴，并变成国家强制性的主导。

不过，资方如大马雇主联合会，过去一直以我国有足够的劳工法令保障工人的利益，而抗拒有关的法案，并认为政府为了区区不及1%失业劳工的利益，而强制私人界680万雇员和雇主，每年缴纳高达数亿令吉保费，是不必要及不公平的。

无论如何，在外国尤其西方推行多年就业/失业保险后，已有许多研究及改革的措施完善有关的机制。譬如，早期福利国家慷慨的就业保险津贴，导致工人失业率上升问题，通过了各种改革方案，如加紧享有就业保险的门槛（在我国，就是至少投保一年后才能享有）、降低就业保险的津贴、缩短给付期，提供各项改善失业的奖励（如我国的培训津贴）推动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

当然，国外的经验及研究也证明，要如何确保就业保险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失业者寻找工作，监管的单位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我国政府，尤其人力资源部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及物力，去公平及有效率的落实此机制，是备受各方关注的，特别是人力资源部属下的技职发展机构基金，用以为失业人士提供技能培训计划的款项，就曾被揭发遭官员挪用。

就业保险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援助机制，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在80年代研究中就提出了失业除了是薪金的损失外，还有著其他的非经济成本，比如失去工作带来的精神创伤等。这些非经济成本如何评估是非常主观的，并与阶级意识的形成紧密相联。

实际上，我国目前就业保险机制，也减少了国家为失业者承担的社会责任，背后强调的依然是公民应承担工作的义务，忽视了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市场中，工人权益、劳工运动如何被压迫，使到工人没有强大的谈判力量，工资长期被压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