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相马哈迪透露,政府接获建议,提供就业津贴以增加年轻人投入职场。虽然政府对此还在研究,但已引起社会的议论,也反映出青年失业与低薪的问题日益严重。
不过,这些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反之在全球化下,许多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也面对著类似挑战。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在亚太地区,青年即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者,就占失业人口的45%。
譬如,我国全国平均失业率近20年来,都维持在3%-4%左右,依据国际的标准,是属于全民就业的水平,但这并没有反映在青年阶层,反之青年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数倍。据世界银行数据,1991年-2018年,我国青年失业率平均达10.3%,而去年则高达10.82%。
这现象背后,除了青年本身的就业意愿及选择外,也有著深层、复杂的社会因素及结构,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变迁,青年技能与职场的落差等原因。
因此,依赖短期、临时的就业津贴政策,能否解决长期的结构问题,就备受各方的质疑。尤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会否进而衍生出“失业经济”的结构,即为帮助失业人士找工、给予他们培训,而衍生的工作职位,甚至企业或机构。这也等于挪用了原本可用于其他公共领域建设,如建校、修路、扶贫的资源。
在德国,为解决失业问题,政府成立了许多就业机构,帮助失业者找工作。可是,当失业人口减少后,这些机构并没有消失,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依靠帮助失业者找工作而获得收入。
更令人关注的是,在我国尤其人力资源部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及物力,去公平及有效的落实这样的机制?别忘了,在国阵执政时期,人力资源部属下的技职发展机构基金舞弊案,官员就被揭发挪用为失业人士提供技能培训计划的款项。
马克思百多年前就明言,社会的“下层建筑”,即经济基础将推动著“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宗教信仰、道德文化等意识的建构与发展。因此,强化社会安全网,不管是建议中的青年就业津贴或已落实的失业保险金,都只是短暂的解决方案,反之,艰难、深远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改造,甚至价值观念的调整,才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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