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强：青年年龄下调定义

国会最年轻的部长赛沙迪再有令人侧目的观点，在本届国会中提出2019年青年社团及发展（修正）法案，将青年的定义，从现有40岁调低至30岁，引起哗然和非议。

我们不清楚赛沙迪是否了解一旦落实该法案，国内现有的2000个注册青年团体或会面对瘫痪，领导层青黄不接，断层甚至面临解散的危机。

这套法案影响深远，因为青年组织的杰出领袖正是社团组织的栋梁、他日的接班人，如果缺少青年团体这个舞台，华团的未来无疑令人担心。

所以硬把青年领袖的年龄下调至30岁，不但无法帮助华团组织的运作，长远来说，华团本身最终也面对领导层危机。

既然华团及青年团体都面对危机，青年团体应开声提出建议，不论是反建议还是良性方案，都不应继续保持沉默。

一旦政府提出的政策没有引起反对声音，意即获得大家的认同，因此，青年领袖应勇于表态，甚至要求政府取消这项法案。

一般来说，30岁以下的青年，可说是社会初哥，一如政治菜鸟，仍然处于探索人生的重要阶段，对华团的运作了解不多，知之不详。

另一个要点，30岁以下的青年从大学毕业出来，近乎都把精力放在工作或事业上，那有多余的时间参与青年团体，即使有，也会放在交男女朋友的道路，时机成熟组织家庭。

再说，30岁以下的青年属于社会新鲜人，无论是在交际、人脉或互动的经验都有限，如果凡事都依赖政府或母体的协助，就失去参与青年组织的意义。

青年如果在社交圈子有10年的历练，心智或思考能力已有精进，这时候正是参与青年团体的好时机，也相信在这时刻不管是经济还是处事的社交手腕都具备独立自主的条件，对带动青年组织助益不少。

如果把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有领导能力但没有经济支撑的大学生肯定对青年团体却步，但当具备条件时，可能已超过30岁，这时候大学生是否还有热诚加入青年团体，没有人知道，但肯定地会使青年团体丧失杰出的领导人。

大马青年组织结构的领导层几乎是自己创业或涉足家族生意，才使他们有能力把更多时间花在经营青年组织。而且，华社的观念，向来强调先把自己的经济基础搞好，才来谈服务社会。

其实政府不应把焦点放在青年事务，还有更多的紧急课题等著处理，如人民生活成本高涨，降低大道过路费、人民房屋等都是切身问题，相较之下，修正青年法案并非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