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仪：歧视比疾病更可怕

近日，一项美国线上调查显示，在743名千禧世代中，28%受访者表示曾拒绝与爱滋病毒携带者拥抱、聊天及交友。换作是你，若得知亲友检测出感染爱滋病毒，需要你的支持，你会毫无顾虑地给他一个拥抱吗？

12月1日是世界爱滋病日。尽管爱滋病治疗进程在医学上取得显著进步，人们对爱滋病的认知观感似乎没有随之得到改善，而为什么要为爱滋病去污名化那么难（且必要）？

爱滋病与其他疾病的区别在于，人们会将它仅仅视为一个健康问题，而往往带著道德批判。对于患者，我们会贴上许多负面标签，如“吸毒者”、“私生活不检点”等，进而认为他们患病是“罪有应得”。然而，我们却不会以同等的态度去论述其他如高血压、糖尿病、肺癌等同样因自己的恶习而得病的患者。

此外，爱滋病多出现在本就饱受歧视的边缘社群，如注射毒品者、性工作者及性少数者。爱滋病污名便顺势成了人们攻击这些群体的武器。只是，在将他们与爱滋病简单划上等号的同时，我们忽略了这些群体以外的患者；更忽略了两者之间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我们的排他行为间接促成一个恶性循环。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UNAIDS）订立了在2020年达到90-90-90目标，即90%患者知道自己感染、90%感染者接受治疗，及90%接受治疗者抑制病毒至测量不到。根据卫生部报告，大马在2017年的进度达到83-54-95。可见，即便在政府医院提供免费治疗的情况下，让患者接受治疗仍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我认为，不获体制保障及避免遭受旁人歧视，是其中原因。

数据显示，在早期，共用针头注射药物一直是我国传播爱滋病毒的主要途径，至2011年起，进行不安全性行为而患病的个案取而代之成为大多数。因此，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谈“性”及用什么态度面对性少数群体？

注射药物者患病个案大幅度减少，有赖于实行减轻伤害计划（Harm Reduction Programme）,即以人道的方式直视吸毒者的需求，通过交换针筒（NSEP）及替代药物治疗法（MMT），减少感染风险。反观，政府在推广性教育上仍做得不足，也不愿正视性少数群体的本质（如仍认为性取向能被“治愈”），或将他们排斥在体制之外，这些都无助于杜绝爱滋病，反而让情况恶化。

至于我们，除了能督促政府外，也可以让自己知道多一些， 比如与病毒携带者日常接触并不会被传染；比如爱滋病不再是绝症，只要及早发现且持续服药，患者寿命与一般人无异；比如测不到即不具传染力理论（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即患者接受治疗后成功抑制病毒至侦测不出的状态，即便与他发生性行为，也不会有被传染的风险。

恐惧与偏见往往源于无知，而无知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它不仅阻碍患者接受检测及后续治疗，更为患者在生活上带来比疾病本身更大的伤害。愿你我在任何课题上都不会成为自诩无罪的不知者，却到处在为他人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