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翰辉：古人避讳的那些故事

中国自古以来，在命名式上都有很多禁忌，最主要是避免触犯君王的忌讳。为了避免触犯统治者的名讳，古人在书写时每遇见讳字，如果名字犯讳就更改字体，有时字体少画一笔划(缺笔)、有时一个字体拆开成为两个字(拆字)、有时则用其他同音字体，有时感到厌烦时，索性留空不写！

古人避讳的惯例最早始于周朝，根据“礼记·曲礼”记载，为孩子取名有四大避讳，一不以国， 二不以日月，三不以隐疾，四不以山川。后来，左传再来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两条，合称为“六避”。然而，当时的同音或近音的字是不用回避。名讳两字中，只有一个字相同也不必避讳。

然而，古人在数千年的文化演变中累积大量禁忌经验，可能是秦朝大一统的因素，加上汉朝独尊儒家的缘故，对命名的审核开始严格，无论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为此，对君主的叫公讳，对家中长辈的就叫私讳，尊崇孔丘时就不用丘字，叫圣人讳。

圣人讳的推出，造成原本姓丘的族人都被逼姓邱；当三国的关羽被尊为神后，古本“三国演义”中不能直呼名字品，只能写成“关公)”、“关某”；“东周列国志”中称孔子为“孔某”。古人就算在读念书碰到孔子的名字“丘”时，会将之读作“某”，以示避讳，写的时候也会缺笔。

命名和书写的忌讳在元代曾经中断，因蒙古人当中很多人同名同姓，因此免了民间这种习俗，然而明代驱逐鞑虏后，又再提倡，到了清代更加苛刻，满人早期原本不避讳，在重用文人后灾难开始，所谓的文字狱也就始于康熙时期，一班儒官扛起审核天下文章的重任，反讳者被抄家、斩首或被赐死。

忌讳这种东西在西方也有，古时的“希伯来圣经”中的“十诫”有不可直呼神的名字的诫命。为此，犹太教文献中对“四字神名”都不标母音，或只标上“我的主”的母音作为提醒，通常就只写4个子音字母。据说早期圣经译者在翻译时，直接把辅音和元音拼在一起翻，而成了“耶和华”。

在书写上，避讳会增加文章理解的难度，如果对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不清楚，可能无法正确判断文字的原词，导致阅读文章出现误解。然而，避讳的应用本身也提供了一种文献断代法，如果某书中避某字讳，则可以断定该书的作者，是相对应当时的某位皇帝继位后所著述的。

对现代人而言， 避讳被认为是强化君主专制的手段而遭到批判。然而，由于儒家文化兴盛的关系，这类习俗也为周边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地所效仿。纵观古人避讳的禁忌和缘由，原本就有趋吉避凶的一套想法，就如现代的华人社会，在建高楼时往往只有3A而没有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