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系列(一)

关于爱国,张永新说:“爱的反面就是害,我反对‘害国’的人,那就是爱国的表现。人们看得见那些高高竖起的国旗,听得见高喊爱国的声音,但是不容易看见‘害国’的人。对损毁国家利益的事坐视不理、不起身反对伤害国家的人,等同于不爱国。”

人称张老板的张永新拥有一家出版社,取名“策略研究中心”(SIRD),同时经营著一家书局“文运书坊”(Gerakbudaya),他编辑、出版和分销的书不分语言,主要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等“别人不愿出版的书”。69岁的他说华语,也说马来语,身份认同是马来西亚人,不再细分种族。年轻时期因左翼运动被关进扣留营长达8年,这段历程让他成为今日的张永新,他说:“我的人生说不上精彩,但也绝不平淡。”

8月1日,是张永新成为政治扣留者被送进扣留营的日子,也是8年后,他获释的日子。访问时告诉他:“报导凑巧也是8月1日刊登”,他挑了挑眉,笑了笑。20岁到28岁,是大部分人用作打拼,为未来储存粮弹的美好年华,在现已废除的内安法令(ISA)下不经审讯被扣留了那么长的时间,张永新却不觉得浪费,反之认为是那8年成就了今时今日的自己。

“我初中毕业,高中肄业。成绩不好,家里也穷,在学校里面有参与学生活动,17、18岁加入劳工党,参与了两次示威,后来被逮捕,被送去当时在柔佛麻坡政治扣留营,每两年发来一张纸,就是给你的控状,说你对国家安全仍有威胁,不能释放。延扣什么人、延扣的理由我也搞不懂,有些比我更重要的领袖关得比我短,基本上没有逻辑可言。”

上世纪90年代张永新活跃于马来西亚人民党。
上世纪90年代张永新活跃于马来西亚人民党。

政治扣留营里扣留的都是知识分子,张永新到里面去,反倒像入大学深造,他笑言:“我觉得进去反而是赚到,那是动荡的年代,很乱、很穷,我也没有固定的工作,进去认识了很多厉害的朋友,还学会了马来语。”

上世纪60年代,华人的种族和文化意识相当强,进扣留营之前,张永新受的是中文教育,只和华人群体打交道,“进去后意识到在大马要搞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一定要多元,要懂得说马来语,所以我下定决心学。”他接著说:“里面有朋友教,一天读6小时,大概2年后我可以教别人了,但要教别人,自己就要吸收更多。”扣留营里多元种族的集体生活让他成为摒除族群意识的人,他参与多元种族的人民党,后来协助公正党,经常称自己在文化认同上不是华人,而是“群岛人”(Orang Nusantara)。

为全民争取权益

马来西亚各族群普遍上有强烈的族群意识,长期显现种族政治的格局,意欲改变现今的局面,有人笑张永新天真,但他认为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且认为无论路途多遥远,总要迈开脚步走,“人们常说,华人人口越来越少,值得担忧,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社会公平,只要是人,就有权利,和人口多寡没有关系。属于每个人的权利,人人都该争取,但应该是一致地为全民争取,而不是争取个别族群的权益。”张永新指自己对政治一向感兴趣,但也强调:“我说的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过程,政治涵盖的不仅仅是政党。我还是有心参与政治工作,希望能协助建立更好的政治运动和组织。”

提到8年的扣留营生活,人们最常问张永新,是否觉得后悔?他总答:“不后悔,因为我没浪费那段时光。反而常会想,如果没有那段经历,现在的我会是怎样的人?会不会养育很多孩子,过著平凡的生活,是个很普通的人?”
提到8年的扣留营生活,人们最常问张永新,是否觉得后悔?他总答:“不后悔,因为我没浪费那段时光。反而常会想,如果没有那段经历,现在的我会是怎样的人?会不会养育很多孩子,过著平凡的生活,是个很普通的人?”

思想觉醒 一代一代接力累积

2000年成立出版社和书坊,张永新说那是他的志业,“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他不谈梦想,他说理想,“我们以前受的是理论教育,谁是压迫者,不公平发生时要行动,要改变就要做点事,思想上是很清楚的。我们要建立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无论什么事,都有个目标,也就是所谓的理想。”

以前的民主运动比较激进,是否那才是抗争应有的样子?张永新说:“以前拿枪,打死人、被杀死,这些当然激烈,放到这个时代来,这样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不说武装,只说示威,现在有那么大量的人走上街头,我觉得很了不起;以前执法单位捉人、打人,现在不捉了,这些都是改变。”

为什么一定要斗争,为什么不可以假装看不见?张永新认为,只要懂历史,便知道我们现在享有的一切都来自前人的奋斗,“历史的长河里,我的80年或许不长,但不可以没有我这80年,为了下一代拥有更民主、更公正、更健康的环境,必须做。我可能看不到成果,但我们这一代离开了,下一代会继续做,历史就是这样一代接著一代创造出来的。”

张永新代表参与法国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黎留影。
张永新代表参与法国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黎留影。

1976年从扣留营出来后,张永新跟著哥哥从事建筑,做的是太阳底下的劳力活,但还是很关注时事动态,报纸、杂志等是精神粮食。在扣留营的后期,他和友人将一些马华文学翻译成马来文,出来后写信给当时走在时代前端的杂志《人类脉搏》(Nadi Insan),希望能允予出版。《人类脉搏》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群留学美国的大马学生毕业归国,抱持社会主义、希望能做点事所创办,其中包括影响张永新后半生的乔莫(Jomo Kwame Sundaram),当时他是马来亚大学的讲师。

“之前是为了出版翻译手稿的事和他频密接触,1985年我想要改变,离开了建筑业,他叫我来雪兰莪。当时我在家乡柔佛峇株巴辖,没家庭没牵挂,也就上来了。他供吃住,我当园丁,后来也教补习,包括教嫁到大马的作家永乐多斯、戴小华马来语。”张永新跟著乔莫搞出版,后者去演讲,他就跟著去卖书。后期张永新也动笔写评论,1996年开始搞刊物《大专生》,1999年结束,2000年就成立了“文运书坊”。

独栋楼房打造成文运书坊和策略研究中心的基地,编辑、出版和分销具批判色彩的文本,并不时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借此传播主流媒体以外的资讯。张永新希望透过文化事业推动社会运动,对他而言,改变思维才有可能改变政治。
独栋楼房打造成文运书坊和策略研究中心的基地,编辑、出版和分销具批判色彩的文本,并不时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借此传播主流媒体以外的资讯。张永新希望透过文化事业推动社会运动,对他而言,改变思维才有可能改变政治。

坚持做好一件事 寄望接班人

常有人误会“文运”这个词指的是文化运动,事实上却是文化运输,从一个脑袋到另一个脑袋。张永新感叹:“很多人说‘张老板,你做得很不错,出了很多书,有成绩’,但我跟朋友说其实我很失败。”他坦承:“我一直在等一个人来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我想跟你一起做’,也不是要谁和我一起捱,甚至可以提高酬劳,但目前为止遇不上这种人。”自己的孩子对这一行不感兴趣,现有的员工有的是本来就没把这一行当志业,有的是做了一段时间寻求工作环境的转换或是选择进修,他们固然能把工作做好,但并非想要和张永新并肩而行的人,所以他始终在等待和寻找接班人。

和张永新谈话,完全不觉得自己在和年近古稀的老人说话。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若不与时并进,就会因不理解而产生许多摩擦,“我们那个年代因为贫穷所以必须刻苦耐劳,现在环境不同了,不靠劳力靠脑力,现在的年轻人信奉自由主义,很少会坚持做一件事;以前强调组织,现在则强调自由、不绑死。如果我硬是要停留在自己那个年代,肯定无法理解现代年轻人。一味批判,只会双方都不舒服。”但他也不忘补充:“太过没纪律的,也还是得稍微批评。”

看著张永新脸上的纹路,听他说年轻人,想起了那句“谁不曾年轻”,他说:“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当中充满了挑战,但是我很珍惜这个过程,包括扣留营的那一段。因为有那样的经历,现在做事不会畏首畏尾,也有故事可讲。”对他而言,平淡的生活不算生活,轰轰烈烈才不枉这一生。

 

国庆系列人物访:

一、张永新推动民运半世纪

二、“面对不平,就要有人站出来” 叶瑞生不只是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