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昌认为,人的事业不能以工资衡量,如今在ICRC的工作何尝不也是事业?“如果你问我,回到10年前,会离开原本的公司吗?答案绝对是‘会’,而且可能更疯狂。转职带给我的不只是工作上的可能性,而是整个人生轨迹都不一样了。”但他也强调,这不意味所有人都应该做一样的选择,“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对自己可以走的路拥有较少的想像,但没关系,走下去才会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摄影:邱继贤)

叶维昌是香港人,今年初正式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瑞士日内瓦总部调任吉隆坡区域办事处。毕业自香港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选择转职,媒体几乎都这样形容:“放弃高薪厚职,走向烽火大地”。然而,真相是,这当中没有丝毫“放弃”的成分,用9年时间做准备,成为ICRC的一员,是他主动为之的结果,更确切来说,是如愿以偿。

见过世界苦难的人,会用什么口吻与人对话?这是和叶维昌见面前,我最大的好奇。但原来,人不会因为走过满目疮痍、因为眼前所见的灾祸已成生活常态,就变得麻木和消极。过去7年,叶维昌作为ICRC驻外代表,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叙利亚、约旦、缅甸等战火频繁的战区前线服务,以国际人道法为规范,积极与相关组织进行外交斡旋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平民受难。

他感叹:“由古至今,人类从来没有逃离过战争的命运,ICRC不是一个高喊和平的组织,当然如果世界有和平的可能,ICRC肯定会是积极推动的一员,但在那个条件成熟之前,我们的角色是确保:就算是战争,也有要守的规矩。你们可以打仗,但先把平民分开。”ICRC抱持中立的态度,不带有立场、不参与冲突,只关心平民的需要。

叶维昌指,人道工作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限于国与国之间,除了政府,站在前线的同事还得和武装组织谈判,工作更具危险性。据他透露,过去12个月是近10年里,最多前线人员牺牲的一年。图为他在阿富汗对政府军队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后,与他们交流。
叶维昌指,人道工作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限于国与国之间,除了政府,站在前线的同事还得和武装组织谈判,工作更具危险性。据他透露,过去12个月是近10年里,最多前线人员牺牲的一年。图为他在阿富汗对政府军队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后,与他们交流。

活得安稳是少数

虽说目前调离前线,转任区域市场主管,负责马新和中国三地的政府事务及捐款者关系事项,但他直言:“我还是希望能再从事前线工作,走到世界最大一群人的身边。”一边是富足安稳,一边是战火和贫穷,究竟哪一边才是大多数?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在某一层面上,活得安稳才是另类。

他之所以会暂时离开战区,是因为ICRC在去年意识到和亚洲区域的国家少了联系,“早期ICRC的捐款者集中在欧洲,但近年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日本和澳洲等地的捐款人,于是去年就有了让亚洲的同事回来执行工作的计划。ICRC认为,各援助国也需要知道一线的消息,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代表回来分享。”他接著说:“我们当然可以一直在前线,但援助国成员就只能继续从广告和宣传单上了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另一方面,叶维昌是国际人道组织里少有的亚洲面孔,他希望以自身的故事告诉年轻人,人道组织可以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选项,亚洲人也有机会成为“国际人”。他透露,除了马新和中国,另有同事负责日本和韩国,ICRC希望建立亚洲团队,让亚洲人用各自的在地技能和在地人沟通交流。

仅有爱心不足以拥抱世界

无论在香港抑或大马,在战地工作的人少之又少,也鲜有听闻有人立志要往兵荒马乱的地方去。叶维昌香港大学商学院毕业后,顺利进入跨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并在那里工作了4年,是人人眼中的金融才俊。2008年离职时,许多人对他的决定感到不解,其中包括他的家人,但他们不知道,他早在大二时就确定了自己将来要走的路,进入银行工作,不过是为自己累积资本。

父母年事已高,家人成了叶维昌最大的牵挂。现在的他 几乎把所有的假期用在回香港和家人团聚。他坦言,家人是唯一可能让他从工作岗位退下的理由,但庆幸的是,他们一直都默默支持。
父母年事已高,家人成了叶维昌最大的牵挂。现在的他 几乎把所有的假期用在回香港和家人团聚。他坦言,家人是唯一可能让他从工作岗位退下的理由,但庆幸的是,他们一直都默默支持。

大二时到非洲肯亚贫民区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一起实习,让他对世界,也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父母是受薪族,我们住在公共房屋,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香港,在那之前,以为香港就是全部。”和肯亚相比,香港的生活其实已算得上幸福,但他开始思考“人,真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吗?”,他意识到自己渴望从事一份能够探索世界、可以不断学习的工作。“一如现在,每派驻一个新的地方,就得从头学当地的历史文化,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像是一直拿到新的学位。”他笑称,姐姐曾说他即便已37岁,但给人的感觉和大学时期一样,这或许和从不放弃学习有关。

然而,他不忘强调,从事国际人道组织和战区前线的工作,光有爱心和热情并不足够,“因为那对当地的情势没有帮助,对政治、文化有所认识才不会挑起更多冲突,不会好心做坏事。”他笑指,从事这份工作无需把生命交出来,但至少要足够关心这世界。过去一年,他经常在香港做分享,“有一次,年轻人说‘你一定是很有同理心,才能做这份工作’,但我觉得如果只要求有同理心,那对自己的要求就太低了。同理心是基本的,它不是值得被提出的点。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用知识带来影响力,把工作做到最好,贡献在不同的层面,尤其是面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

叶维昌坦言,许多人误以为ICRC成员是义务工作者,认为只要有爱心就可以胜任,但其实这份工作的专业要求非常高,他成为其中一员非误打误撞,“我考了两次才成功,第一次不过关,得到的回应是我的法语不够好,我对法语实在没兴趣,学起来很辛苦。”他坦承:“当时确实很懊恼,我在香港最好的大学毕业,在最好的金融机构上班,为什么要进ICRC却那么难!”ICRC总部设在日内瓦法语区,传统上要求成员通晓法语。于是,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修读国际关系,又到法国学法语,经过两年的自我充实,才顺利成为ICRC一员。

不放弃就往前走去

叶维昌坦诚,一路上好几个阶段、好几次难关都让他萌生放弃的念头,但每一次考虑是否要继续时,身边都会出现一些人用言语或行动鼓励自己前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犹豫著是否要前往阿富汗时,母亲说的一番话,“我的第二个外派地是阿富汗,那里持续著高强度战争,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被轰炸,我也是人,也会害怕,当时我想不如算了吧,还真的去找了新工作,可是心里又想:努力了那么久才成功加入,才做了一年就放弃,甘心吗?到出发前3天,还在挣扎。一直到母亲跟我说:你选这条路就是想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助人,你现在不敢去,当初就应该待在银行。”当时的叶维昌如受当头棒喝,“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华人妇女都可以说出这番话来,我一个大男生在怕什么?”他说:“下一个困难会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人生总会有不同的难关和机遇,我们可以在遇到困难时放弃,但不放弃就会有机会。”

近年经常在香港分享,叶维昌透露,曾有年轻人向他申诉自己念国际关系,但在香港却无法加入ICRC(ICRC在香港没有办事处)。针对这一点,他说:“你直接的生活环境里可能没机会,这可能是一个难关,但世界很大,你可以找到机会的,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变得可持续。”值得一提的是,叶维昌将担任来临10月13日TEDx茨厂街2018年会“燃”的主讲嘉宾。
近年经常在香港分享,叶维昌透露,曾有年轻人向他申诉自己念国际关系,但在香港却无法加入ICRC(ICRC在香港没有办事处)。针对这一点,他说:“你直接的生活环境里可能没机会,这可能是一个难关,但世界很大,你可以找到机会的,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变得可持续。”值得一提的是,叶维昌将担任来临10月13日TEDx茨厂街2018年会“燃”的主讲嘉宾。

阿富汗是让他差一点就离开ICRC的地方,却也是让他受到最大启发的地方。“当地的工作团队都是高中或以上出身,都是很优秀的人,懂英文也懂管理,只是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很低。”这些人的身上有弹孔,他们让叶维昌反思:“他们所面对的比我们更严峻,但他们发挥的生命光辉比我们来得更大更多,我们这些外来者凭什么骄傲?”

战区的一线工作让他看见人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当地人不管怎样都会想办法活下来,有的地方战争持续60年,如果他们放弃,整个民族或许就此不存在。”他感叹:“回看我们的社会,却有很多人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一点,他提到来马后走访多个城市,看见当年华侨留下的历史痕迹,“在动荡的年代,他们离开家来到异地,也是因为坚持下来了,才有现在我们所见的一切。”无独有偶,他曾在第一个外派地巴勒斯坦办事处的白板上用中文写下“坚持”二字,如今走过好几个烽火连天的地方,多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后,他不敢说自己哪里特别优秀,但也算对自己有了多一点认识,“原来我能熬过压力很大的时候。”

香港人一向给人一种很凶、说话很直接的刻板印象,但叶维昌没有这种特质,他说自己享受大马的慢,“慢,有时能让你看得更多,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该快时快,该慢时慢,按照情理,按照事情的发展。就像ICRC在一个地方工作,很多事不是一天就能决定下来的,要持续沟通,就要确保渠道开放,总不能一时半刻谈不拢就拍桌子走人。”曾有心理专家说,温柔而坚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成功的沟通除了用嘴巴,还得用耳朵、用心。关于他会用什么口吻说话的好奇,叶维昌已经用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倾听的人格魅力做了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