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城欢庆父亲节时,让我们一起走访移工假日主要聚集地——吉隆坡市中心,请他们写下给远方父亲的寄语,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另一面。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法重要的规范基础。虽然它不具备法律层次的规约权力,但是它对各国如何保障和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有指标性的引导原则。2014年联合国人权组织在纽约和日内瓦依此公约,强调无论是正规或非正规的移民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应该在当地社会享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在马来西亚,朝夕令改的劳动法规和移民政策,让许多移工的劳动处境依然险峻。基本的工作权利,如工时、休假、参与工会等权利仍需改善,他们跟我们同处一个生活空间的各种权利,例如医疗权、教育权、结社权,更是遥不可及。我们总认为那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而非“人”的基本权利。在各种公共领域讨论里,我们经常也只看到他们作为一个“劳工”的身体,而忽略了他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父母有孩子、有自己过去的“完人”。

上周日,当全城欢庆父亲节时,记者走访移工假日主要聚集地——吉隆坡市中心,请他们写下给远方父亲的寄语,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另一面。

 

 

艾薇(菲律宾):我没有父亲

“I don't have a father”(我没有父亲),来自菲律宾的Ivy说。

她和其他移工一样,分别坐在Kota Raya大厦门口两侧边聊著。尽管阶梯上和对面的柱子,到处都贴著“禁止坐在楼梯处”的牌子。

门口还站著一个同是移工的警卫。大热天还被要求穿白色制服的他,大部分时间跟地上坐著的移工一样,呆望著对面,偶尔履行责任,象征性地驱赶坐在阶梯上的移工。大家也会相互配合,稍稍移动一下屁股,挪去旁边或上下几个阶梯坐著,或者干脆暂时离开阶梯,没过一会儿又回到原处。假日,不坐在路边的公共空间,或像这样有遮阴的地方,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Ivy的父亲8年前已过世,隔年她决定来马来西亚工作,一待就是7年,如今在白沙罗高原当家庭女佣。移民局明文规定,家庭帮佣仅限女性申请,也是符合主流社会对于“帮佣”工作的性别想像。在政府的认定下,家庭帮佣和一般外籍劳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由两套不同的申请程序和规定管制。由于菲律宾对于劳工的意识较强,在马来西亚的人数一直并不显著。2015年大约有六万多人,占各国外籍劳工的3%而已。若按职业类别来分,马来西亚现在共有近150万名外籍劳工从事家庭帮佣工作。

Ivy每逢假日就来这里的教会,过后就跟朋友到处逛逛。今天是父亲节,记者问她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在匆忙之下,记者也只来得及塞给她一支黑色毛笔,只见她缓缓地写著:“Happy Father's Day, Dad in Heaven”,意即:给在天堂的父亲,祝你父亲节快乐。随后,她还在“快乐”英文字上,画了一些线条装饰。

来自菲律宾的Lanie Cabrobias,在纸上用她的母语—菲律宾他加禄(Tagalog)文写著:我爱你爸爸,祝贺今年已年届六十的父亲。
来自菲律宾的Lanie Cabrobias,在纸上用她的母语—菲律宾他加禄(Tagalog)文写著:我爱你爸爸,祝贺今年已年届六十的父亲。

 

Amarjeet Singh和Ravi Kumar(印度):我喜欢爸爸

来自印度的Amarjeet Singh和Ravi Kumar两人坐在阶梯的最高处,从老早就一直观察我们在干嘛。访问移工时,记者经常在马来语与英语快速转换著,心里不确定他们到底比较习惯听哪种语言。即使找到彼此可以沟通的共同语言,我们是否能够沟通顺利,也视乎我的用词和句子结构是否过于端正。

跟他们两位说明原由时,Amarjeet Singh负责向Ravi Kumar快速用母语翻译,Ravi Kumar总是咧嘴灿烂地笑著点头。结果,明明是Amarjeet Singh要给父亲写祝福语,却交由一旁的Ravi Kumar用英文负责书写。他低著头,大略地翻看之前那些移工的留言,然后写了一张“I MISS YOU”给他的朋友,一张“I LIKE PAPA”给他自己的父亲。

 

 

Ravi已来马两年,两人同在KLCC附近从事建筑工作。建筑业的外籍劳工人数波动幅度颇大2009至2014年每年平均22万人,却在2015年大幅度跃升至近75万人。

过去17年,来自印度的外籍劳工人数稳定增加,虽然不比印尼和孟加拉移工显著,但长期位居外籍劳工的第三大来源国。2000年,印度劳工占总外籍劳工人口的2.3%,共18,934人;2015年占6.5%,人数倍增近7倍,共139,751人。

 

Zubair Khan和Amamir Saeed(巴基斯坦):你是我的榜样,我无时无刻地想念你

假日时,能享有休假的移工们,以茨厂街与大家购物中心(Kota Raya)之间的敦陈桢禄路作为无形的边界,基本上都聚集在大家购物中心的周边地区。

在盘古银行附近的广场,遇到来自巴基斯坦的Zubair Khan、Amamir Saeed和其友人,身旁还有一个半身那么大的蓝色行李箱。

Zubair Khan的父亲已经去世8年,记者问他有没有什么寄语,可以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他一脸惊讶,边把纸笔递给身旁的Amamir Saeed,请他帮忙写。写毕,记者问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书写的Amamir Saeed用英语直说,“我可以翻译”,接著说,“my dear father, I really really miss you”(我亲爱的父亲,我真的真的想念你)。我拿起笔记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抬头跟他确认,是“really really miss you”,而不是“really”而已哦?他笑说,是“really really miss you”。

17年前,来马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才三千多人,可参与各领域;2015年,已跃升至7万多人,排名第6、7位。那天,Zubair Khan是陪著Amamir Saeed来买一个大型的蓝色行李箱,平时放假时也喜欢来这里逛逛。他刚来马时是在蕉赖一带工作,他们在工地里从事管道工程,如今已来马4年零6个月。他们总是能精准地说出时间,仿佛总在计算离家和回家的时间。

Zubair Khan说,自己的国家很乱,不过现在情况好一点了。他喜欢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还一直称赞那些准时发薪的老板。

在和Zubair聊天时,Amamir Saeed也给今年52岁的父亲写一张,这次写得更长更久了些。他已来马两年,和父亲一样在工地工作。我走到他身旁,再次听他用流畅的英语翻译,短短三行的手写字,工整且秀气,密密麻麻地文字,像是一封长长书信透露诉不尽的寄语。

他说,“我亲爱的父亲,我爱你,愿阿拉能保佑你长寿、健康和富有,赐你幸福。我无时无刻地想念你。你是我的榜样,思念你。”

 

Mamun Taluk Oar, 孟加拉:努力工作存钱养家未来回乡开店

遇见孟加拉籍Mamun Taluk Oar时,他是站在中央艺术坊外的一棵树下,手里拿著一叠汇款服务的绿色传单,那是他的兼职。过去十多年,中央艺术坊邻近商店街多以跨行汇款和手机通讯服务居多,街头到处贴满各国语言的文字,展示著招牌、餐牌、传单或是招聘广告。

这些我们看不懂的语言,是身在异乡的移工能够暂获一丝亲切感的归属,却经常引起在地人的焦虑。我们不认为是多元异国文化的绽放,所谓“异国”只有那些经常出现在电影、光鲜亮丽的国家。

Mamun Taluk Oar说,他平日主要在斯里泗岩沫,从事有关饮食机器的工作。他一出社会工作,就直接飞来马来西亚。屈指一算,如今已3年8个月。

像Mamun Taluk Oar这样的孟加拉移工,2015年全马有280万人,占所有外籍劳工的第二大宗,排名在印尼劳工之后。孟加拉移工人数在2009年达巅峰时期,一度高达300多万人。2005年柔佛曾经发生一起印尼移工不满厂方管理的冲突事件,引起执法机关和社会的关注。自此,政府决定多方引进各国移工,以减低对印尼劳工的依赖。

起初,他回拒书写寄语,原因是,“我不懂写英语”。记者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写啊”,他笑著调侃说,“写孟加拉文?可以么?可是你看不懂”。他潦潦写下寄语,记者问那是什么意思?他飞快地在脑海里翻找接近的词汇,然后断断续续地说:“saya aba banyak suka”(我很喜欢爸爸)。

他的父亲已退休,由8个孩子供养著。他排行最小,上有五个哥哥,两个姐姐,大部分的结婚去了,其中两个也在马来西亚工作。他计划在这里工作多三、四年,希望日后能够回去自己开店做生意。开电话店么?他说,还不知道啊,也许是开服饰店、电话店或是“kosmestik amoi suka”(女人喜欢的化妆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