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处处有温情，在紧要关头还是需要靠社区的互相扶持，才有办法度过难关，社会大众在疫情初期十分支持社区慈善纷纷捐款，让慈爱福利社团单在3月与4月份，即分别筹获高达逾2万令吉与5万令吉的善款。
郑墀宸表示，相信是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冲击逐步浮现，该团所得善款在7月份开始骤减，8月份的支出为逾7400令吉，所获善款仅3400令吉，9月份支出虽然减少至4600令吉，但筹获的善款仅逾1900令吉，不到3月份的10%。
“这段期间需要援助的贫户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而我们希望社会大众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些弱势群体，每个人都尽一份绵力，就能让社区更加美好。”
根据郑墀宸提供的资料，慈爱福利社团在过去半年内所派发的援助袋多达1882份，3月26日至4月25日期间，所派发的援助袋超过800份，每份援助袋金额介于50令吉至200令吉不等，受惠者有超过90%不是该团的固定援助对象。
郑墀宸透露，向该团求助者不仅是华裔，巫裔与印裔求助者占总人数逾30%。
“我们向来严格审核每项援助申请，并依据求助家庭的需求分配物资，一旦他们的情况好转，便会重新评估受惠资格，避免爱心遭滥用。”
长时间呆在宿舍 外劳感压抑
根据《我的地方数据—柔佛州2019》报告显示，柔佛州10县中，共有9县出现非公民人口超越印裔族群的现象。其中，哥打丁宜和丰盛港的外籍劳工数量，甚至超越华裔，成为了这两个县的第二大群体。
政府在疫情期间宣布削减外籍劳工，建议雇主改聘本地劳工填补职缺的政策，社区更是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劳工不得入内。
其实种种情况都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日常早已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或是资源最少的外籍劳工，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在生活、政策下，都不断遭受不同阶级人士的漠视，甚至是歧视。
来马工作已10年的印尼籍劳工瑟米纳托（38岁）表示，由于行业领域不受行管令影响，因此当时仍有工可做，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外劳，自己与认识的朋友已非常幸运，在疫情期间仍有足够的收入寄回家乡。
他说，在行管令期间，除了到菜园工作，剩下的时间已不能像往常般随意前往工业区前方的便利商店购买日常用品，更遑论到购物商场逛街。
“而且我们不清楚马来西亚的法律，很担心在这段时间外出时，会不小心违反条例而接获罚单，索性就不出门，除了工作，就是呆在宿舍休息。”
虽然比起其他丢失饭碗领域的外籍劳工幸运不少，但每日生活在环境差、空间不大的宿舍中“无所事事”，压抑的氛围仍让瑟米纳托感到失落。
“原本打算近期回家，但老板刚刚才帮我更新了工作准证，若在这期间回去，我必须自行承担1500令吉准证费用，这么一来我的经济情况会更糟糕。”
瑟米纳托透露，在这段期间努力工作，每月仍能寄回约50%的薪水予印尼泗水的家人。每年会定期请假回国探望家人的他，已经超过一年半未回家。
想回国又被雇主挽留
“女儿刚刚出生时，我就已到马来西亚工作，过去一直没有时间陪伴她成长，如今又那么久没回去，才会想要回乡以陪伴女儿，但想到工作，还有回印也未必够直接回家，因此很犹豫到底该不该回去。”
像瑟米纳托因想家所以想申请返回印尼的案例并非个案，惟雇主在申请不到新的外籍劳工，又聘请不到本地员工来工作的情况下，只有尽力挽留有去意的外籍劳工，以维持劳动力。
峇株巴辖菜农公会主席郑荣侨反映，菜农多面对外籍劳工短缺的情况，因此只能挽留有经验者，或者转向聘请本地劳工。
“但本地愿意务农的朋友真的不太多，流动量可能也会比较高，只有真的想要在这个领域学习的年轻人，才会有吃苦的决心。”
回国等于失去生计 外劳陷入两难
这一边厢有外籍劳工想回乡，那一边厢却有人想留却无法留下。
在2015年离开孟加拉，孤身来马打拼的乌丁（25岁）就没那么幸运了，雇主的生意受疫情影响而收摊，自己的饭碗也因此丢了。
他说，自己持有的工作准证才刚更新不久，现在却无法工作，还需要自己偿还住宿费用，生活十分窘迫。
遇到问题自求多福
“在这一种时间遇到问题，真的也只能自求多福，你要依靠同乡朋友？他们在疫情期间也自身难保，哪里有多馀的钱能够借我？而且，在这里有时候出去，会遭受一些异样眼光，真的呆也不是，不呆也不是。”
他无奈表示，疫情来得太突然，经济受挫导致他一下就失去了好几年所驾轻就熟的工作，现在亟需新工作，但不知道要如何找，也没有人愿意雇用他。
尽管如此，乌丁仍无法选择离开马来西亚，因为离去意味著仰赖他生活的一家四口都会断炊。
“我还是在家乡和亲友借了好多钱才来，现在回去，我要还怎么还掉那些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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