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发在505和509大选前都曾说,在一个多元族群与文化社会,换了政府不等于白雪公主与王子结婚了就会快乐生活的故事,“明天(大选胜利)之后”才是建设的开始。

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想法和思维来建设? 

历史记载,1960年代由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的社阵因为语文问题而瓦解,1990年代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在野党联盟,因为伊党执意推行伊刑法而瓦解。当族群和宗教议题成为唯一的议题,当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发言,都被族群当中最强硬的声音主导,零和就是结果。

我在1998年烈火莫息起投入政治,在街头的政治运动中,和无数的马来同胞在催泪弹和警棍面前,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1998-1999年的街头运动,华裔参与的人数非常少,大都是马来青年。

在这些“有血有泪”的现场,我确定我们的对手是国阵和其种族政治的意识形态,我确定我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参与政治,不是以华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华人是我的文化和族群身份,马来西亚公民是我的政治身份。我的政治是要每一名马来西亚人都过得更好。

2001年9月22日,我在澳洲求学,从他乡读到民主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异常的难过。

1999年大选,国阵的马来选票从1995年的75%剧降至50%左右;华裔选票则因为担心类似印尼1998年的暴乱(对安华掀起的烈火莫息运动的恐惧)和担心伊党,从1995年的65%增加至1999年的75%,国阵经历安华事件如此巨大的危机,却继续以2/3优势执政。

1990年大选,拉沙里其实是与伊党和行动党分开结盟。1999年,行动党、伊党、公正党和后来并入公正党的人民党历史性第一次正式在选前结盟,成立替代阵线(替阵),却也是民主行动党折损最惨重的选战──林吉祥和卡巴星在槟城华裔选民高达75%的选区双双输掉。

马来选民和华裔选民这两个主要的族群,因为历史、因为族群意识形态、因为族群媒体的炒作和因为恐惧,而在1999年交叉错过了历史性换政府的机遇。有趣的是,我在大选前就预测,2018年大选的成绩,其实与1999年是异曲同工之妙:希盟以近一半的马来选票和非常高的华裔、印裔选票在半岛取得超过100席,进而取得政权。

1999年大选和2001年替阵瓦解,促使我把在澳洲求学的几乎所有的精神,投入在研究民族主义、马来民族主义、伊斯兰政治,想探索如何突破族群和宗教政治,找到可以取代国阵的马来西亚政治汇集的中间点。

2005年我回国,开始全职投入政治工作,其中最早投入的项目,是在没有在野党联盟的情况下,促成行动党、公正党和伊党的领导层共聚一堂,寻找出路。2004年大选,国阵赢得64%的选票和91%的议席,在野党惨败。伊党开明派(后来在2015年成立诚信党的领袖)当时刚崛起。

三党的闭门会议在2005年7月在波德申举行,同一时间,巫统大会在吉隆坡举行,希山慕丁第一次举剑,也是巫统在1991年之后,第一次重提新经济政策。在野党领袖的波德申密会,决定的“不正式结盟但尽量不相互攻击、通过共同议题联合行动”的基本方向。选务改革是当时决定要推动的共同议题,净选盟就是这个会议的产物。

2008年308的海啸,一方面各族都不满阿都拉,另一方面,在野党的共同议题非正式结盟策略凑效,毁了国阵一半的城墙。

过去十年,我的看法是,巫统回应2008年大选的策略,基本上已经判定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等国阵的非马来人政党在2008年就已结束了生命,2018年埋葬。

巫统在2005年向右转之后,在2008年大选后更走偏锋,只向马来人最右翼的选民招手、拚命攻击行动党,忘记了马来人当中其实有很大群中间选民,特别是那些在1998年和1999年与我一起示威的烈火莫息世代,也忘记了1999年大选的经验,要赢政权,需要跨族群的支持。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2010年的怡保大会提出“马来西亚中间路线/马来西亚中道”(Middle Malaysia),基本上概括了过去十年行动党态度。行动党在多元族群社会中,我们明白族群政治的拉扯,也明白巫统把行动党当作箭靶,在马来选民当中攻击行动党的友党,而国阵的非马来政党、族群媒体则设定议程与行动党竞争非马来选票。

但我们清楚,要执政中央,就必须得到各族的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必须在经济问题有清楚的看法与表现。在华语华文的论述,我们致力在带领华裔以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全方位讨论和参与政治,而不是以华人的身份讨论族群议题。

2013年大选至2018年大选之间的五年,关于伊刑法和中资的辩论,可以作为借鉴。

2013年505大选纳吉惨胜后,非常清楚民联三党如果再次在安华领导之下出击,国阵大概要下台。因此,纳吉在2013年6月至8月之间企图拉拢安华入阁,被安华拒绝。2014年起,纳吉的策略就是通过法庭结束安华的政治生命,让在野党群龙无首;同时,以伊刑法/355修法分化行动党和伊党,也同时分化伊党内部,让保守派战胜开明派。

我在2014年于当时开明派还控制的伊党党报《哈拉卡》撰文写道,要在马来西亚执政,就必须拒绝族群政治的“siapa lebih jantan” (粗俗一点但贴切的翻译是“谁比较有种”)。巫统以伊刑法为题目,攻击伊党开明派“没有种”,不敢向行动党说“不”。马华公会则攻击行动党向伊党低头。《马来西亚前锋报》和TV3每天攻击伊党开明派和安华被行动党使唤,马华和中文媒体攻击行动党成为伊党的代言人。

我在2014年10月与颜炳寿在《星洲日报》辩论,当时我说,伊刑法是伪命题,是国阵通过媒体设定族群、宗教议题,要导致伊党开明派和安华在马来人当中的中间力量式微,放大最右翼的声音;而在非马来人的部分,要煽起恐惧,迫使行动党与伊党的保守派对著干,以便在野党联盟瓦解。我当时预测,伊党会分裂,分裂之后,伊党保守派将与巫统合流,最终间接成为马华的盟友。

我对伊党分裂和马来海啸的预测,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但是却一一发生。为什么我看到?第一,因为从1998年的街头,我就相信我与无数的马来人,在催泪弹和警棍前面,我们是命运共同体。第二、马来人的中间选民,比你想像得来得多。就如华裔中间选民在1995年、1999年、2004年支持国阵一样,马来中间选民和我们一样,要温饱、要好的衣食住行、向往和谐的马来西亚。第三、从1998年起,我们与公正党、后来的诚信党的领袖命运与共(林冠英与莫沙布1987年就关在同一个扣留室),我们有信任、我们有理解、我们有共识。

2017年初,我提出中资项目必须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和利惠国内中小型企业,附和马哈迪的说法。行动党和我因此被马华和一些中文媒体描绘成“反中分子”。

为什么明知道会被攻击,我们敢于提出这样的论述?第一,我们非常清楚,华裔中间选民对一马公司反感,如果有项目涉及一马公司,无论中资美资都反;第二、华裔中小型企业没有从纳吉推动的大型中资计划中得到好处,我们提出的看法有共鸣;第三、汤杯比赛马来西亚对中国时,马来西亚华裔支持马来西亚,同样的,华裔中间选民在经济上也有国民意识,希望马来西亚经济更强大。2018年大选后,我们对中资的看法──欢迎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和利惠中小型企业的中资,成为主流意见和共识。

过去十馀年,行动党与我们的盟友,不但面对有限资源、没有媒体支援,更在对手国阵和主流媒体不断设定族群议题尝试分化的逆境之下,逆水行舟走到509。执政之后才是建设的开始。建设需要时间和耐性。建设需要新的论述和共识。建设也需要信任。建设新的马来西亚,需要我们摒弃siapa lebih jantan “谁比较有种”的族群论述模式。

刘镇东

义腾研究中心(REFSA)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