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至健：疫情当下，我们要谈政治

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相信，所有牵涉到社会的问题必然是政治，而名人如巴布马利（Bob Marley）或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重申政治就是一切（Everything is Politics）。

而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使得各国被迫封城和锁国，加剧冲击和伤害经济发展。在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下，这时还畅谈政治，难免让人民厌恶和抗拒。而一般人理解的政治，不是政策，而是政党政治和权术。

测试政府能力

诚然，国难当头人民理应把政治搁置一旁留守在家，齐心合力对抗疫情。但人民所要搁置和回避的只是政治的一小环。政治虽离不开选举，政党或政党角力，但民主的政治该回应人民对社会的展望。国家危机往往会凸显社会制度下平时察觉不到的不公与悬殊。政治也该包含政府在危机时刻的治理方针和政策措施。所以，瘟疫侵袭正好可测试政府是否具备处理危机的能力和责任。

卫生部是群体抗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机关。卫生总监诺希山的专业和冷静的处事方式顿时被人民捧上了神台并在每日在汇报疫情现况的记者会上扮演著安抚国民的角色。部长亦然，但新科上任的卫生部长就以“温水论”娱乐了大众，两位副卫生部长们却在此时搞“失踪”。随著部长失灵和无能，卫生部底下的公务员和技术官僚的角色就显得更重要了。

其实，喜来登政变和前首相的辞职的期间，卫生部的整体运作进入“自动启航”模式也不见得有多大影响，因为技术管理和指挥乃是卫生总监等高层的职责。“国一日不可无君”似乎不可套用在这次的卫生部身上。倘若卫生部可在无部长或失灵的情况下“正常运作”并成功带领国家走出瘟疫危机，那么人民会问部长的地位和功能到底有多重要？还是部长的权力被人民无限放大了？

检讨医疗系统拨款

我国公共医疗系统至今从病毒检测，隔离到治疗的表现尚还可圈可点，可惜医疗系统资源短缺的问题开始浮现，正因供不应求：疫情持续升温，我国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医药，医疗器材和医护人员短缺的窘境，既使这些并不直接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笔者就曾道出，公共医疗系统因政府长期拨款不足而资源捉襟见肘影响服务素质。

首相慕尤丁宣布增购药物、器材及其他所需的配备的额外医疗拨款似乎有点临时抱佛脚之嫌。每年的卫生部拨款除了是要符合人民平时对公共医疗的需求，也应让公共医疗设施和服务等装备起来，至少可以从容应付突如其来的大流行病毒。目前看来，我国的公共医疗系统仍缺资助。

前任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因看到医务人员因消耗了存货而被迫自制个人防护装备，在脸书表示感叹和心寒。事实上，希盟政府在过去两年没对公共医疗系统对症下药作出改革。希盟政府的两次预算案也没给卫生部显著地提升拨款，尽管其竞选宣言承诺把卫生部的拨款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些承诺，恐怕那些当初誓言旦旦的政客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更甚，当时政府还打算进一步地把医疗服务私有化，可预见将来私人医院或可无受限制地扩张同时挖角和挤压（crowdout）了公共医疗的人力资源，包括经验老道的医护人员。现在处于危机时刻，就连退休医护人员政府也要征召。我国公共医疗固然有其不足，但在疫情下它是阻止病毒传染失控的最佳防火墙。但愿人民在疫情过后终于可体会到大马的公共医疗系统值得人民骄傲，人民应继续施压国会议员改革和强化公共医疗系统，首先通过增加卫生部拨款。

政府的经济振兴配套理应以雇员为本和尽量避免经济衰退所致的大裁员，而首相最新的振兴配套也为各群体提供一定的资金援助。丹麦政府就快速的和工会和许多雇主协会达成协议。丹麦政府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津贴75%雇员的工资，最高顶限为约1.48万令吉。而雇主则支付剩馀的25％，附带条件是雇员需放弃5天的带薪假期。

此举除了可以稳定经济之馀，也可以避免雇主在经济衰退下所要面临做出大裁员的抉择。英国政府也效仿丹麦模式，赶紧推出了补贴雇员多达80%工资的振兴配套。各国在经济倒退下，振兴配套都离不开政府在经济上大幅度的介入，以现有的国库来推动经济运作。

大刀阔斧资助人民

而笔者认为大马在短期的财务状况是绝对有能力在经济上大刀阔斧。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我国至今拥有超过4000亿令吉的国家储备，而大马现今3.4%的财政赤字也比98或09年的经济危机时来得低。政府绝对有足够的本钱和财经状况去资助雇主，雇员，甚至是在我国经济命脉与我们一起的移工。

政府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社会与经济，同时确保医疗系统不会瘫痪。至于政策的可行度，钱到底要花在哪里，除了是资源分配的技术层面考量，它也是一项政治决定。人民在疫情下暂可不理会土团党的总秘书到底是谁，但我们需要监督各级政府在行动管制令下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能力和表现将会是下届大选的重要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