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零工经济”(Gig economy)蔚为风潮,其中在行管令期间肩负重任的送货员最受瞩目。尽管他们是被捧为“前线英雄”的其中一种行业,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仍然未臻理想。

虽然零工经济的自由度非常吸引人,但收入不安定的风险仍然如影随形。我国去年9月就爆发FoodPanda送餐骑士们的罢工,肇因是不满总公司从时薪制改为按单计价。不过,该公司首席执行员认为,参与罢工人数仅占骑士总人数1%,因此该计算方式照样上路。

其实在薪水谈判上处于弱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法律在这种“自由身”的工作方面,并没有保障工作者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

不过,笔者去年在拜访日本关西非正规等劳动组合(“劳动组合”在日文是工会的意思)时发现,在日本法律保障下,日本的自由工作者不但能加入工会,甚至就算是一个人也能发动罢工。

关西非正规等劳动组合就是“一个人也能加入的工会”,完全颠覆坊间对“组织工会要辛苦凑足很多人”的印象。该工会拥有110名左右的会员,虽然该组织有为非会员提供法律谘询,但若要进行团体交涉、罢工等行动,则需加入会员。

或许人们会质疑“一个人的罢工能有多少成效?”,但该组织负责人拉布迪(Laborte)说,若职场团队本来就很小,或是罢工员工在团队里扮演吃重脚色,这其实对资方能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在一些国家罢工行动遭警察镇压是很常有的事,而我国去年的FoodPanda罢工,在发动罢工之际就会有触法嫌疑,这主要是因为自由工作者并没有组成工会。虽然当时并未受警方对付,但无可否认,这将是未来影响劳工是否愿意挺身抵抗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冀大马借鉴他国

对此,负责人Laborte就表示,企业主若是在他们上门为劳工谈判时叫警察,他是会很高兴。他解释说,日本的劳工有团结权(集结工会的权利)、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只要坐等警察来,工会跟警察说是在行使团体交涉权,民事刑事全部免于起诉,资方也只能悻悻然看者警察离开,面对自己必须进行团体交涉的事实。

不仅如此,日本甚至还有“劳动基准监察官”,可说是“警察版”的劳动局官员。他们除了有权取缔,还能调查并逮捕违反劳基法的雇主。相较之下,大马一名友人去年因为所任职的公司欠薪倒闭,与同事们集体向劳工局申诉,但劳工局官员却回复说,“通知信寄不到资方手上,我们也没办法”。虽然友人在许多个月后顺利领回欠薪,但正职工作者在对付不守诺的资方也只能这样弱弱应对,更遑论是非正职工作?

虽然人资部在去年12月国会修订《工业关系法令》后透露,该部未来也会修订《劳工法令》《工会法令》,但草案内容仍不得而知,而国会也因为疫情和政治斗争,在过去半年来都没如往常般议事。不管我国未来有是何方阵营执政,零工经济劳工的劳动权益都应该获得重视。笔者希望通过提供日本经验,让我国能借鉴他国经验,改善相关的法律框架。

林蕙颖

8字辈。曾为新闻工作者,采访社会运动、国会议事、政党政治。目前为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硕士班学生,从田野调查等社会学方法,练习新的看事情角度。